在金融业进入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背景下，本文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对融资租赁业务的引入与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剖析，探索我国金融产业演化发展的本质规律。得出：在特定的金融服务方式下，交易成本具备较大改善潜力的环节将成为创新突破的重要领域。更容易获得额外增值收益的服务领域将成为重点发展市场。提出“金融体系改革应朝着降低体系总体交易费用的方向进行，系统保障成本是影响金融新业态演化的关键因素，金融产业的创新发展应以需求为导向关注重点细分领域，鼓励金融企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金融产业应以开放促交流”等有利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三元VAR(6)-GARCH（1，1）-BEEK模型从均值和方差层面刻画了我国金融系统不同维度流动性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货币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均值溢出效应；融资流动性对市场流动性具有单项均值溢出效应，对货币流动性则具有单项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流动性、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波动非对称溢出，且市场流动性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强。综上，本文认为监管者应加强不同维度流动性间的传导转换效率，同时密切监控金融市场资金状况，防止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大幅波动，并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兼顾各维度流动性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银行2006~201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银行所选择的经营模式对其资本市场估值具有显著影响。从风险承担角度出发，将经营模式划分为“轻资产”和“重资产”，发现“轻资产”银行的估值显著高于“重资产”银行。从收入结构角度出发，将经营模式划分为“息差型”和“综合型”，发现“息差型”银行的估值显著高于“综合型”银行。从杠杆水平角度出发，将经营模式划分为“高杠杆”和“低杠杆”，发现“低杠杆”银行的估值显著高于“高杠杆”银行。该结论表明上市银行可以将经营模式选择纳入其市值管理框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相关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对我国2005~2016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技术成果转化，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建议进一步落实金融政策，平衡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活动。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传染风险，甚至有引发系统性危机的巨大潜力。鉴于系统性风险包括系统重要性和系统脆弱性两个方面，本文尝试在CoVaR的统一框架下，采用ΔCoVaR和Exposure-ΔCoVaR方法来全面测度2007~2018年中国货币市场基金的系统重要性与脆弱性。研究发现：首先，货币市场基金的系统重要性和脆弱性在时空两个维度均未错配，极端情形下风险将迅速呈螺旋式传染，对金融稳定造成严重隐患；其次，进一步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与系统重要性正相关，与系统脆弱性负相关，投资者集中度则与系统重要性和脆弱性均呈正相关关系；最后，系统性风险指标具有持续性特征，且货币基金自身风险与系统重要性正相关，与系统脆弱性负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建立货币市场基金流动性风险的严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对继续加强货币市场基金宏观审慎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梳理了金融开放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引入金融深化并建立了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开放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且作用结果随着金融深化的程度平滑地转变，而不是间断式突变;金融开放对金融风险的作用取决于金融深化程度，当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较低时，金融开放只会给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负担。只有当金融深化达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开放才能对金融稳定性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无论金融深化程度如何，前期与当期金融深化同等程度地提高时，总能降低金融风险。

本文以上证房地产指数代表房地产业，以上证综指代表资本市场，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度量房地产业对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度量结果发现房地产业对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贡献与经济整体变动趋势一致，房地产业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和2015年中国股灾时期系统性风险贡献较大，经济平稳时期系统性风险贡献小。通过对比沪市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公司，结果发现住宅地产对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最大。本文还比较了房地产业、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多元金融业对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贡献，结论表明房地产业对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最大。房地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是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危机的重要来源，政策制定者应强化房地产业的监管。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考察企业信贷失衡和存货投资对僵尸企业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获得信贷优惠的企业更易形成僵尸企业；存货投资越大的企业越易形成僵尸企业；信贷失衡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明显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据此，建议政府应加快以金融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化建设，深化国企改革，大力减少政府对企业生产的直接干预，发挥利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激励企业致力于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合理库存投资水平，加强核心竞争力。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省域数据，从结构优化和规模扩张两个角度讨论了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影响，利用链式中介模型考察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分析了地区异质性及“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生态多样性显著促进OFDI，且在金融规模影响OFDI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金融生态多样性主要通过影响融资效率来作用于OFDI，这种融资中介效应在“一带”沿线省份较大，在“一路”沿线省份较小；“一带一路”增强了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抓住区域特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促进金融生态多样性发展，稳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充分发挥其有效性。

本文梳理了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外汇期货的路径和历史沿革，总结了我国早期发展外汇期货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境外人民币期货市场发展的现状。提出实现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一国外汇期货成功的必要条件，流动性和实需满足才是外汇期货成功的关键。研究认为，存在资本管制国家发展外汇期货需协调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防范交易的顺周期风险。制度安排上，本币兑美元期货是最符合实需的交易品种，合约设计应严格论证投机与实需的区别，处理好外汇期货与按金交易的非零和选择关系。

随着我国高水平开放，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要求不断的提高，以合规监管为主的外汇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亟需加快建立并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长臂管辖以最低限度的联系为理论基础，联接宏观形势分析预测与微观主体行为监管，在实践中能够更大限度地施加监管影响力，更广范围地投射监管触角，成为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的探索方向。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反逃税”“反洗钱”等领域长臂管辖经验的基础上，剖析我国外汇管理与统计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从长臂管辖角度进行外汇管理改革探索，补充和完善现有管理框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会使60岁以上家庭减少金融资产的配置数量，16~60岁家庭则会降低固定资产配置总量。此外“新农保”对不同收入层次家庭资产选择造成了不同影响，在16~60岁家庭内，高收入家庭参加“新农保”后减少了自身固定资产配置数量，但是这种影响在中低收入组并不存在，而在60岁以上家庭中，高收入家庭参保减少了其金融资产配置数量，而在中低收入家庭参保的影响并不明显。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本文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过程，遵循“路径依赖”与“适应性选择”的演化原则；当二者相互合作时，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状态；变迁过程受到二者合作时的初始投入成本、获得的超额收益以及单独一方选择竞争行为时的收益或损失等影响，还受到诸如农村经济发展、国家对“三农”的政策导向等外部因素影响。因此，要完善我国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必须根据内生性金融需求采取自下而上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构建竞争有序、合作共赢、多元化、广覆盖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健全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本文采用2009~2016年中部六省科技金融相关数据，运用复合熵值法构建了中部六省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科技金融基础指数、科技金融投入指数、科技金融产出指数和科技金融贡献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科技金融综合指数及其分项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湖北省和河南省的科技金融发展状况良好，山西省的科技金融建设有待加强。其中，湖北省的科技产出一枝独秀，其他省份需提高科技金融投入产出效率。河南省的科技金融贡献指数最高，其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几乎占据中部六省的一半。

本文在考察江西省贫困地区建设、银行与保险扶贫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选择精准扶贫贷款、支农扶贫再贷款、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农户授信户数、农业保险5个指标作为银行与保险的投入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脱贫人口占比3个指标作为产出指标，对2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金融精准扶贫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各贫困县金融扶贫效率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地区金融要素投入冗余，金融扶贫效率低下。在金融资源投入不足地区，金融资源投入的效率弹性较大，如何分配金融资源将直接影响金融精准扶贫效率。据此，提出要健全金融精准扶贫配套制度安排，有针对性实施政策或资源倾斜，提升金融精准扶贫供给协同效应，促进扶贫长效发展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