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选取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正向赋能企业绿色创新；该赋能效应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显著，且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更能吸收和消化供应链金融诱发的绿色创新红利。机制分析表明，纾解融资约束、促进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供应链金融助益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三维机制。拓展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赋能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能够撬动资源杠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价值创造。

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监管存在监管规范欠缺、监管主体权责失衡、监管方式滞后以及国际协同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构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制度，引导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始终运行在合规框架下，能够保障数字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安全、优化国际金融秩序、提升国际金融效率，进而助力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支付赛道上站稳脚跟。为此，应积极完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顶层设计、明确合规监管主体权责、优化合规监管方式以及构建协同合规监管体系。

基于2012—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显著因素；新质生产力通过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来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数字化水平下呈“边际递增”趋势；新质生产力对经济临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在创新型省份试点政策下，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稳健且更强。

基于声誉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使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较大的企业会选择提升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ESG评级分歧能够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与分析师跟踪的方式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较高、ESG评级均分较高的企业中，ESG 评级分歧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性匹配得分、替换解释与被解释变量、滞后期回归后结果依然稳健。

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金融素养、城乡差异及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以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正向影响企业韧性；在ESG的三个维度中，公司治理维度的表现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最显著；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对ESG表现与企业韧性间的关系分别产生了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处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环境以及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运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供应链金融发展，探讨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金融通过提升资源整合效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及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三条传导路径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营商环境较差、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处于中西部地区、供应链效率较高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作用更强。

将视角聚焦于微观企业，测度并深入探究了人工智能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研究显示，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通过内部管理与外部营销两个渠道实现企业“降本增效”，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型背景与学术型背景高管数量越多，越能够强化人工智能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关系。

选取2013—2021年地级市与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地区碳排放存在先抑制后增加的“U”型作用，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会通过中小企业持续绿色创新间接影响地区碳排放，但主要表现在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方面。绿色金融早期通过提高中小企业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降低地区碳排放水平，后期则通过抑制中小企业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增加地区碳排放水平。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探讨企业ESG表现对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明股实债行为抑制杠杆操纵。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审计质量较低企业的ESG表现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基于2011—2022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和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表征大数据发展，探讨其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有效地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促使供应链效率上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并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积极作用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企业的性质、竞争力、融资约束、经营能力、规模和所属行业不同表现出显著差异。

以《中国制造2025》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智能制造产业政策能否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研究发现，受到智能制造产业政策鼓励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源于供给侧政府给予的研发补助，另一方面来自需求侧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活动意图的提高。此外，智能制造产业政策对处于产品市场发育更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高环境中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企业市场价值得到提升。

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结合2010—2020年的县域层面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振兴水平，这一结论在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战略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政策引领效应和内生发展效应三条路径赋能乡村振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乡村振兴效应具有异质性，其在人口流入、数字化基础更好、地形更为平坦和资源禀赋更高的县域更为明显。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带动提升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

金融数据分类分级作为金融数据治理的逻辑起点和制度基础，存在差异管控设置精细化不足、各类标准无法衔接、尚未制定金融行业重要数据目录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在金融数据分类分级法律治理方面存在制度供给缺位，体现在立法位阶低、立法内容原则、软法规范居多、法律定位模糊等问题。基于此，应当从立法定位的双重性、管控手段的差异性、治理体系的动态性三个方面健全制度的理论逻辑，进而提出细化各类金融数据针对性治理措施、构建各类标准衔接互通机制、制定金融领域重要数据目录、丰富金融数据级别变更的具体场景以及完善金融数据分类分级责任制度等对策。

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效能。“新质生产力”的“新”表现为生产力要素的样态出新与能级革新，“质”表现为生产力要素的质态优化与质效提升，以上两点特征对于推进共同富裕而言具有积极效能。但基于“共同富裕”在“富裕”（包括精神与物质富裕）与“共同”（主要体现为富裕的普惠共享）方面的二维内涵，运用新质生产力也可能存在多重风险。就此，应当构建共同富裕目标下运用新质生产力的完善方案并逐步落实，具体而言应当以市场保障人才流动的高效畅通、以创新供能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以科技驱动产业与市场体系转型、以制度强化发展中的监管与责任。

资源与环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加强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第二，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和环保执法力度弱的地区，提升效应更为显著；第三，创新投入在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一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能源消费发挥负向调 节作用；第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数字经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路径。最后，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地区协同发展、提高创新投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四个方面提出对策。

基于2012—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从人才创新、企业创新、绿色创新和基础设施创新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数据要素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政府治理能力和财政自给率在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起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在数据要素推动下新质生产力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和东部地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均显著受益于数据要素，但内陆地区的增长更为突出。

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跨界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跨界融合，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加创新投入、降低营销成本和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跨界融合。企业跨界融合存在多维异质性，数字化转型对不同产权性质、城市规模、要素与行业类型的企业跨界融合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

构建出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 2015—2022 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并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保险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小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偏低，长期以来在0.2附近上下波动，增长疲软，且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异。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扩大农业规模经营进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大小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特征，并且对中部、西部的影响显著。

以2010—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利用数据资产能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经过替换自变量与因变量测度方式，利用准自然实验以及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据资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制度是落实“双碳”目标和显化碳资产价值的重要探索。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制度的法律特征集中体现在权利客体具有财产性、行权主体呈现资格准入性、实现方式体现公法管制性。目前，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制度存在担保入法路径不明确、借款人资质规定混乱、贷款使用期限过短、贷后处置方式受阻、处置期限范围受限之困境。为此，有必要确定碳排放权的抵押式入法路径、明确借款人资质、延长贷款使用期限、清除贷后处置障碍、拓宽处置期限范围。

基于微观与宏观结合视角，选取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研究企业双元创新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突破式创新赋予生产要素高质量属性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企业渐进式创新对其影响效果不显著；突破式创新会优先促进新质生产力技术和产业创新，在生产要素创新的作用效果层面存在时滞性；在高科技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突破式创新赋予新质生产力高科技和持续性发展动能属性。

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下，需要货币政策更加前瞻、有效、精准地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定向支持。回顾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发展历程，并与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相比较，可以发现，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协同、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统筹，是提升货币政策定向调控质效的要点。未来，应围绕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探索以结构优化为基础的流动性管理模式、以实体经济为导向的利率决定模式和以资金流向为重心的金融监管模式，增强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市场化引流能力、产业化蓄流能力、常态化渗流能力、数智化控流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定向支持政策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

基于FDI和增加值贸易数据，从狭义和广义的产业转移视角分析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新摆布的特征和趋势，进而探讨中国在当前全球产业链重塑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当前全球产业转移表现出的特征看，全球产业链格局逐渐呈现出以中、美、欧为中心，周边多个新兴经济体承接多样生产环节的多国、多中心趋势。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背景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势必面临产业外迁带来的挑战，但同时也为中国实现产业链优化升级、扩大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和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低融资约束的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更大。

基于2013—2021年中国高耗能上市企业碳排放数据，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能有效抑制企业碳排放，主要通过吸引媒体碳关注和促进绿色创新两个作用渠道发挥碳减排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于具有环保背景的CEO和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发挥碳减排效应在不具有环保背景CEO的企业和分析师关注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应用的劳动对象，提高新质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率，促进新质产业体系的系统变革，改进新质劳动技能的应用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与产业融合还不够紧密，可能造成数据安全风险、产业鸿沟风险、产业场景化风险以及劳动需求结构性风险。需要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旨，完善多元治理框架，构建分类分级的风险管理规则，完善人工智能监测预警响应机制，以政策制度切实保障劳动力具体利益。

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能显著推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提升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和高劳动力水平下更为显著；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绿色创新水平等方式间接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影响；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动态演化特征。

碳绩效管理是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但在平衡环境与经济效益目标下，其管理水平高低关乎企业经营稳定性，并通过供应链关联影响上下游客户的风险承担。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上下游企业的匹配数据，探究企业碳绩效的供应链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的非线性效应、传导机制与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焦点企业碳绩效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呈现先加大、后降低的倒U型关系，供应链资金管理和环保意识认同是非线性溢出的传导机制。当焦点企业的供应链依赖度较高、与上游客户或同行业客户有业务往来时，碳绩效的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的门槛效应更敏感、更显著。

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相关数据，基于地区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运用多时点DID方法，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据要素市场化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改善要素错配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机制来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异质性发现，在中小型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在东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企业中，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考察了营商环境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有助于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且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大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营商环境改善能够通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时，应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元宇宙经济的通证作为一般等价物，实质是资产或权益的证券化。元宇宙的创作属性和虚实交互特点使得通证得以创造与流通，这类似于广义货币的创造过程。然而，元宇宙货币系统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可能带来诸如资产泡沫、对中心化监管的挑战等多重冲击。中国在全球元宇宙通证经济竞争中，应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加强国际合作，并推广数字人民币。同时，亟须制定元宇宙通证经济法，完善数字人民币法律体系，利用新型监管技术强化风险防控，整合国内外监管合作，引领元宇宙通证的国际标准。

基于转型风险的视角，通过构造SV-TVP-SVAR模型与SV-TVP-SVAR-DY模型，研究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的风险冲击与净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有着显著正向的风险冲击，且以短期冲击为主，并且煤炭行业的冲击最大。基于转型政策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与其他低碳转型政策相比，在“双碳”目标政策下，各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的风险冲击最大。构造基于广义误差方差分解的净溢出指数发现，随着商业银行对转型风险认识的不断深入，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正缓慢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银行应对碳密集型行业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强。

以中国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 2010—2022 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ESG表现越好，其金融资产配置越少，且该关系在国有企业和非污染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具有明显的资源和治理效应，其中治理效应是保障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随ESG表现提高而减少的关键。此外，企业在提高ESG表现的过程中，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出“脱虚向实”的趋势。

运用DEFINE模型框架，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变量，构建中国存量流量一致性生态宏观经济学模型，尝试模拟2020—206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短期内对企业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并沿资金链、供应链传递，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并影响金融稳定性。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使用有利于提升绿色信贷配给率，对于社会产出、银行业资本均有正向作用，能够促进宏观风险下降。以价格型为主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在利率下行的背景下作用有限，政策潜力需要在长时间内得到验证。

厘清跨境金融概念是确立跨境金融国际法律对象、对接跨境金融国际法律规则的基础。跨境金融概念应广义化理解，将国际法律中狭义跨境金融服务、跨境交易相关的金融服务和投融资活动纳入概念框架中，统一国内法律与国际法律规范的概念内涵。跨境金融国际法律的基本要素中，其价值主张由国家利益观拓展至平等合作观，其核心规则特性日渐清晰，即真实合法跨境交易结算与资金转移自由办理，跨境金融有限的、逐步的自由化，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并重，跨境金融交易真实性必要审核，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规则。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与其对位分析的差异表明，需采取修订现行法规范及制定《跨境交易结算与外汇法》两步并重策略，从立法观念、基本原则、具体规则等方面全面逐步调适国内法规范，以实现跨境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法律保障。

通过熵值法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均会抬升区域金融风险，且金融分权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具有协同效应，使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因区域、地方债务规模和分权匹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为此，提出提高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度、降低金融分权程度并促使地方政府金融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等对策建议。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ESG理念是引领企业实现绿色高质量转型的重要抓手，但目前各大ESG 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存在较大分歧，这会如何影响企业信贷可得性。基于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会降低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主要影响机制为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增加；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数字化转型水平以及分析师关注的提高能有效缓解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负面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削弱影响在非国有、非四大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非产融结合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削弱可能造成企业价值的降低。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能否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带来活力成为了值得探究的问题。选取2011—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聚焦制造业行业的工业机器人与绿色转型的关系，通过面板泊松分布固定效应和负二项分布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且积极的作用，在考虑检验内生性、更换关键变量和处理极端值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地，在零膨胀模型中纳入全要素生产率和ESG两个零膨胀因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和ESG的提高均能在工业智能化对绿色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中起到关键推动作用。工业机器人渗透率对企业绿色转型的质量与数量均有积极影响，但目前还没有对绿色转型效率起促进效应。

以碳核算标准和实践为研究内容，从核算标准、数据采集以及实践案例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国内外金融机构碳核算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标准设置方面，资产类别覆盖范围、温室气体核算种类以及碳核算范围均存在差异；数据采集方面，国内基础数据质量不高且数据获取难；核算实践方面，国外银行机构在碳核算实践方面相对更为成熟和完善。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立金融机构碳核算的配套制度，二是补充现有碳核算标准的核算内容，三是提升碳核算基础数据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