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中介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型保险中介机构及互联网保险中介快速发展、服务平台数量增多及功能完善、多方企业跨界进入保险中介市场，政策、渠道及成本等多种因素驱动着中国保险中介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因素长期存在、数字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数字化基础差、其他行业企业入场等挑战。在借鉴国际保险中介数字化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路及对策。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以中国156家中小银行为样本，检验了省域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对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可以推动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提升中小银行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机制和“压缩中小银行净利差”的倒逼机制均发挥了作用。“资产规模小、杠杆水平高”的银行推进转型的动机较弱，“第二产业发达、金融业落后”省份的银行推进转型的难度较大，因而数字经济政策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较小。此外，活跃的技术交易市场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过度的金融监管则会抑制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

通过对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层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一是从管理层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二是从生产层面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

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ESG表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通过推动内部绿色创新、加强外部环境监督以及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了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果在无政治背景、非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西部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ESG表现与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时滞性。

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且数字乡村建设四个子维度均能够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缓解城乡要素错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异质性结果表明，相较于粮食主产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最后，围绕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制定差异化策略以及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以2011—2021年中国281个地级城市为样本，探讨了绿色金融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认为，绿色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表征的企业产能改善对该关系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因城市行政等级、市场化程度和地理区位的差别呈现异质性特征。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综合发展、绿色金融和共同富裕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城市的市场化程度会放大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企业产能改善的调节作用也更强；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达，绿色金融普惠程度高，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创新发展竞争力较弱的城市，产能改善调节作用更显著。

基于2012—2021年中国2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沿海城市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