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中介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型保险中介机构及互联网保险中介快速发展、服务平台数量增多及功能完善、多方企业跨界进入保险中介市场，政策、渠道及成本等多种因素驱动着中国保险中介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因素长期存在、数字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数字化基础差、其他行业企业入场等挑战。在借鉴国际保险中介数字化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路及对策。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以中国156家中小银行为样本，检验了省域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对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可以推动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提升中小银行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机制和“压缩中小银行净利差”的倒逼机制均发挥了作用。“资产规模小、杠杆水平高”的银行推进转型的动机较弱，“第二产业发达、金融业落后”省份的银行推进转型的难度较大，因而数字经济政策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较小。此外，活跃的技术交易市场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过度的金融监管则会抑制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

通过对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层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一是从管理层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二是从生产层面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

通过构建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SR）对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冲击对总产出、绿色低碳产出和环境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碳减排的机制为：第一，厂商提升碳减排技术和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将生产要素由高碳产品转移到低碳产品，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而发挥碳减排效应；第二，政府将CSR 嵌套在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中，会对厂商履行CSR 产生的碳减排成本形成“补偿”效应，进而提升碳减排效果；第三，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会增加经济系统的能源供给，激发履行CSR和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厂商进行低碳生产，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因此，厂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根据厂商履行CSR高低执行差异化的碳减排补贴政策以及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三者协同发展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碳减排效应。

选取2008—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探究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近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削弱的趋势。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够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等级、政商关系健康度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加显著。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考察了股票错误定价的纠偏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票错误定价，主要表现为矫正股价低估的定价偏误；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盈余管理以及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等途径降低股票错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降低股票错误定价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投资者异质信念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通过构造绿色转型调整系数，对原有的企业风险衡量方法进行补充，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绿色转型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降低绿色转型风险，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效应是通过增加创新活动、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客户集中度三种渠道实现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对风险的抑制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低碳城市、非国营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