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共33989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对企业ESG表现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作用主要是通过股权融资、商业信用和金融信贷三种融资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高质量的ESG表现更有利于缓解2016年及以后的民营企业、重污染企业和沿海区域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小规模企业存在一定的“规模门槛”。

运用 2003—2021 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绿色金融对空气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一个地区的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的空气污染，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化水平异质性；第二，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两个传导机制影响空气污染；第三，本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会对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数理模型推导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理论框架。同时基于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进而揭示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实施使得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和银行间风险溢出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机制中具有重要的中间路径作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减少了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进而抑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在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背景下，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企及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分样本中这种正向关系更为显著，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在较长时间序列中均保持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三，吸收能力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

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需多方发力，考虑金融机构作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助方，将其与中小企业和数字服务商纳入同一框架并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利用Matlab 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博弈三方均采取积极策略为系统最优演化稳定状态。企业转型意愿、数字服务定价及风险评估成本、社会声誉收益等参数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显著。高定价数字服务及高成本风险评估降低了中小企业转型意愿及金融机构支持的积极性。政府应建立数字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对数字服务商投机行为予以惩罚；适当为金融机构提供利率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制定政策加大服务商与金融机构合作力度，提升其积极决策的初始意愿。

将央行数字货币视为付息的金融资产，构建具有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对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对多种货币政策组合进行数值模拟后发现，数量型或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与传统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具有互补性。在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实施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通过改变法定数字货币利率，造成法定数字货币利率与国内外名义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进而放大宏观经济波动。据此，提出考虑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产生的时滞性影响、设计灵活的央行数字货币产品以及完善央行数字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等启示。

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探讨了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显示，减税降费力度越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轻资产类型与中小型企业中，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股权集中度与两职合一皆在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减税降费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本文系统梳理了主要汇率决定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发现，利率平价是距离现实问题最近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汇率决定理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利率平价理论中的抛补利率平价（CIP）和无抛补利率平价（UIP）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危机前CIP是最稳定可靠的汇率决定理论，而UIP在实证研究中均被拒绝；而危机后，CIP竟表现出持续、显著性地偏离，而支持UIP的证据却开始不断显现。各种摩擦所引发的利率平价偏离，已成为当前汇率决定理论的研究前沿。1994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均衡汇率经历了三次重要改革，最终确立了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资本管制并未完全放开，人民币利率平价理论自然难以成立。但随着资本账户不断开放，利率平价对人民币汇率的牵引力会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引发利率平价偏离的各种因素也将在人民币汇率及其衍生品定价中体现出来。而这一过程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

在深度剖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创业活跃度的理论逻辑基础上，运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其关系及内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且该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农村创业的赋能效果更为突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收入激励效应对农村创业活跃度产生积极影响。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基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及传统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且伴随门槛水平的变化，其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效果也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