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0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2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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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金融何以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简冠群, 白飞范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1-11.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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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运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供应链金融发展，探讨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金融通过提升资源整合效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及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三条传导路径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营商环境较差、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处于中西部地区、供应链效率较高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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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韩英夫, 李杰杰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12-23.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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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双元创新是否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宏微观视角的实证分析

  曹润民, 陈海龙, 李 阳, 张景艳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24-37.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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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微观与宏观结合视角，选取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研究企业双元创新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突破式创新赋予生产要素高质量属性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企业渐进式创新对其影响效果不显著；突破式创新会优先促进新质生产力技术和产业创新，在生产要素创新的作用效果层面存在时滞性；在高科技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突破式创新赋予新质生产力高科技和持续性发展动能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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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企业数字化和创新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

  李子成, 王 珏, 董燕燕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38-49.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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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12—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从人才创新、企业创新、绿色创新和基础设施创新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数据要素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政府治理能力和财政自给率在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起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在数据要素推动下新质生产力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和东部地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均显著受益于数据要素，但内陆地区的增长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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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推动企业融通创新的内在逻辑、国际经验与发展路径

  齐梅霞, 焦 勇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50-61.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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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融通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创新链条的系统性、知识共享的动态性、风险共担的多元性、价值分配的共享性等特征。该文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治理等维度系统分析数字经济推动企业融通创新的内在逻辑，并根据相关政策出台时间梳理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企业融通创新的发展历程；在总结分析美国“政策创新支持”、日本“垂直分工转包”、德国“产业集聚协作”等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从有为政府引导、数字平台赋能、共性数字技术研发、健全数据交易机制等方面提出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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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研究

  陈晔婷, 柴 艺, 何思源, 刘金涛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62-76.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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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2011—202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能显著推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提升效应在东中部地区和高劳动力水平下更为显著；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绿色创新水平等方式间接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影响；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动态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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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姚树俊, 陈柯宇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77-88.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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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与环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因素，加强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第二，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和环保执法力度弱的地区，提升效应更为显著；第三，创新投入在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一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能源消费发挥负向调 节作用；第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数字经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路径。最后，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地区协同发展、提高创新投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四个方面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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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期间金融支持东北工业建设的历史经验

  陈邦来

  金融与经济. 2024, 0(10): 89-94.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24.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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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五”（1953—1957年）期间，东北地区以独特的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和稳定的经济环境，成为国家重点投入地区和全国工业化的基地。回顾总结“一五”期间东北工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金融支持措施，从历史事实中总结了金融业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战略制定实施金融政策措施，全力支持东北工业快速发展，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奠定新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对传承红色金融基因，赓续红色金融血脉，坚持加强和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在新征程中胸怀“国之大者”，自觉服从党的中心任务和国家战略，做好“五篇大文章”，为当前东北全面振兴贡献金融力量，都具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