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选取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正向赋能企业绿色创新；该赋能效应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显著，且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更能吸收和消化供应链金融诱发的绿色创新红利。机制分析表明，纾解融资约束、促进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供应链金融助益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三维机制。拓展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赋能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能够撬动资源杠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价值创造。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应用的劳动对象，提高新质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率，促进新质产业体系的系统变革，改进新质劳动技能的应用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与产业融合还不够紧密，可能造成数据安全风险、产业鸿沟风险、产业场景化风险以及劳动需求结构性风险。需要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旨，完善多元治理框架，构建分类分级的风险管理规则，完善人工智能监测预警响应机制，以政策制度切实保障劳动力具体利益。

碳绩效管理是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但在平衡环境与经济效益目标下，其管理水平高低关乎企业经营稳定性，并通过供应链关联影响上下游客户的风险承担。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上下游企业的匹配数据，探究企业碳绩效的供应链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的非线性效应、传导机制与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焦点企业碳绩效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呈现先加大、后降低的倒U型关系，供应链资金管理和环保意识认同是非线性溢出的传导机制。当焦点企业的供应链依赖度较高、与上游客户或同行业客户有业务往来时，碳绩效的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的门槛效应更敏感、更显著。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和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低融资约束的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更大。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运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供应链金融发展，探讨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金融通过提升资源整合效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及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三条传导路径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营商环境较差、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处于中西部地区、供应链效率较高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作用更强。

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制度是落实“双碳”目标和显化碳资产价值的重要探索。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制度的法律特征集中体现在权利客体具有财产性、行权主体呈现资格准入性、实现方式体现公法管制性。目前，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制度存在担保入法路径不明确、借款人资质规定混乱、贷款使用期限过短、贷后处置方式受阻、处置期限范围受限之困境。为此，有必要确定碳排放权的抵押式入法路径、明确借款人资质、延长贷款使用期限、清除贷后处置障碍、拓宽处置期限范围。

基于微观与宏观结合视角，选取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数据，研究企业双元创新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突破式创新赋予生产要素高质量属性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而企业渐进式创新对其影响效果不显著；突破式创新会优先促进新质生产力技术和产业创新，在生产要素创新的作用效果层面存在时滞性；在高科技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突破式创新赋予新质生产力高科技和持续性发展动能属性。

基于2012—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从人才创新、企业创新、绿色创新和基础设施创新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模型探究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数据要素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政府治理能力和财政自给率在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起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在数据要素推动下新质生产力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和东部地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均显著受益于数据要素，但内陆地区的增长更为突出。

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跨界融合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跨界融合，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加创新投入、降低营销成本和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跨界融合。企业跨界融合存在多维异质性，数字化转型对不同产权性质、城市规模、要素与行业类型的企业跨界融合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

以碳核算标准和实践为研究内容，从核算标准、数据采集以及实践案例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国内外金融机构碳核算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标准设置方面，资产类别覆盖范围、温室气体核算种类以及碳核算范围均存在差异；数据采集方面，国内基础数据质量不高且数据获取难；核算实践方面，国外银行机构在碳核算实践方面相对更为成熟和完善。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建立金融机构碳核算的配套制度，二是补充现有碳核算标准的核算内容，三是提升碳核算基础数据水平。

运用DEFINE模型框架，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变量，构建中国存量流量一致性生态宏观经济学模型，尝试模拟2020—2060年气候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短期内对企业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并沿资金链、供应链传递，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并影响金融稳定性。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使用有利于提升绿色信贷配给率，对于社会产出、银行业资本均有正向作用，能够促进宏观风险下降。以价格型为主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在利率下行的背景下作用有限，政策潜力需要在长时间内得到验证。

通过熵值法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以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均会抬升区域金融风险，且金融分权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具有协同效应，使区域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因区域、地方债务规模和分权匹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为此，提出提高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度、降低金融分权程度并促使地方政府金融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等对策建议。

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下，需要货币政策更加前瞻、有效、精准地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定向支持。回顾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发展历程，并与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相比较，可以发现，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协同、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统筹，是提升货币政策定向调控质效的要点。未来，应围绕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探索以结构优化为基础的流动性管理模式、以实体经济为导向的利率决定模式和以资金流向为重心的金融监管模式，增强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市场化引流能力、产业化蓄流能力、常态化渗流能力、数智化控流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定向支持政策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

基于2013—2021年中国高耗能上市企业碳排放数据，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能有效抑制企业碳排放，主要通过吸引媒体碳关注和促进绿色创新两个作用渠道发挥碳减排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于具有环保背景的CEO和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发挥碳减排效应在不具有环保背景CEO的企业和分析师关注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元宇宙经济的通证作为一般等价物，实质是资产或权益的证券化。元宇宙的创作属性和虚实交互特点使得通证得以创造与流通，这类似于广义货币的创造过程。然而，元宇宙货币系统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可能带来诸如资产泡沫、对中心化监管的挑战等多重冲击。中国在全球元宇宙通证经济竞争中，应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加强国际合作，并推广数字人民币。同时，亟须制定元宇宙通证经济法，完善数字人民币法律体系，利用新型监管技术强化风险防控，整合国内外监管合作，引领元宇宙通证的国际标准。

以2010—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利用数据资产能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经过替换自变量与因变量测度方式，利用准自然实验以及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据资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基于2011—2022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和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表征大数据发展，探讨其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有效地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促使供应链效率上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并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积极作用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企业的性质、竞争力、融资约束、经营能力、规模和所属行业不同表现出显著差异。

选取2013—2021年地级市与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地区碳排放存在先抑制后增加的“U”型作用，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会通过中小企业持续绿色创新间接影响地区碳排放，但主要表现在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方面。绿色金融早期通过提高中小企业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降低地区碳排放水平，后期则通过抑制中小企业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增加地区碳排放水平。

基于转型风险的视角，通过构造SV-TVP-SVAR模型与SV-TVP-SVAR-DY模型，研究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的风险冲击与净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有着显著正向的风险冲击，且以短期冲击为主，并且煤炭行业的冲击最大。基于转型政策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与其他低碳转型政策相比，在“双碳”目标政策下，各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的风险冲击最大。构造基于广义误差方差分解的净溢出指数发现，随着商业银行对转型风险认识的不断深入，碳密集型行业对银行业的风险净溢出正缓慢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银行应对碳密集型行业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强。

构建出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 2015—2022 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并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保险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小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偏低，长期以来在0.2附近上下波动，增长疲软，且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异。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扩大农业规模经营进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大小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特征，并且对中部、西部的影响显著。

基于2012—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显著因素；新质生产力通过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来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数字化水平下呈“边际递增”趋势；新质生产力对经济临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在创新型省份试点政策下，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稳健且更强。

金融数据分类分级作为金融数据治理的逻辑起点和制度基础，存在差异管控设置精细化不足、各类标准无法衔接、尚未制定金融行业重要数据目录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在金融数据分类分级法律治理方面存在制度供给缺位，体现在立法位阶低、立法内容原则、软法规范居多、法律定位模糊等问题。基于此，应当从立法定位的双重性、管控手段的差异性、治理体系的动态性三个方面健全制度的理论逻辑，进而提出细化各类金融数据针对性治理措施、构建各类标准衔接互通机制、制定金融领域重要数据目录、丰富金融数据级别变更的具体场景以及完善金融数据分类分级责任制度等对策。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探讨企业ESG表现对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明股实债行为抑制杠杆操纵。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审计质量较低企业的ESG表现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监管存在监管规范欠缺、监管主体权责失衡、监管方式滞后以及国际协同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构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制度，引导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始终运行在合规框架下，能够保障数字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安全、优化国际金融秩序、提升国际金融效率，进而助力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支付赛道上站稳脚跟。为此，应积极完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顶层设计、明确合规监管主体权责、优化合规监管方式以及构建协同合规监管体系。

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中介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型保险中介机构及互联网保险中介快速发展、服务平台数量增多及功能完善、多方企业跨界进入保险中介市场，政策、渠道及成本等多种因素驱动着中国保险中介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因素长期存在、数字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数字化基础差、其他行业企业入场等挑战。在借鉴国际保险中介数字化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路及对策。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以中国156家中小银行为样本，检验了省域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对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可以推动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提升中小银行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机制和“压缩中小银行净利差”的倒逼机制均发挥了作用。“资产规模小、杠杆水平高”的银行推进转型的动机较弱，“第二产业发达、金融业落后”省份的银行推进转型的难度较大，因而数字经济政策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较小。此外，活跃的技术交易市场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过度的金融监管则会抑制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

通过对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层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一是从管理层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二是从生产层面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

通过构建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SR）对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冲击对总产出、绿色低碳产出和环境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碳减排的机制为：第一，厂商提升碳减排技术和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将生产要素由高碳产品转移到低碳产品，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而发挥碳减排效应；第二，政府将CSR 嵌套在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中，会对厂商履行CSR 产生的碳减排成本形成“补偿”效应，进而提升碳减排效果；第三，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会增加经济系统的能源供给，激发履行CSR和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厂商进行低碳生产，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因此，厂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根据厂商履行CSR高低执行差异化的碳减排补贴政策以及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三者协同发展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碳减排效应。

选取2008—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探究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近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削弱的趋势。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够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等级、政商关系健康度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加显著。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考察了股票错误定价的纠偏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票错误定价，主要表现为矫正股价低估的定价偏误；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盈余管理以及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等途径降低股票错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降低股票错误定价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投资者异质信念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通过构造绿色转型调整系数，对原有的企业风险衡量方法进行补充，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绿色转型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降低绿色转型风险，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效应是通过增加创新活动、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客户集中度三种渠道实现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对风险的抑制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低碳城市、非国营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管金融背景占比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促进效果更强。

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于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显著提升分析师关注度和预测质量。机制检验表明，盈余波动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中介机制，内部控制质量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调节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明星分析师和国有产权性质均削弱了ESG表现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积极效应。分项检验表明，不同于环境与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有限影响，公司治理维度的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2023年以来，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都呈现了高速发展态势。2023年10月30—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为绿色金融发展再次注入强大动力。随着广义绿色金融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国内外绿色与可持续金融市场和相关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呈现出全球转型金融持续推进、可持续债券市场稳步增长、全国碳市场价格持续提升、自愿减排市场迎来发展机遇、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逐步完善等五大发展趋势。

以2000年1月1日—2021年11月30日沪深A股为样本，根据Fama-French五因子的月度已实现方差、上半方差、下半方差分别调整因子头寸进而构造波动管理因子，然后基于风险厌恶投资者效用最大化构造混合波动管理组合，利用夏普比率、确定等价收益指标分析样本内外因子的波动管理效果。结果表明，无论样本内还是样本外，分别以规模因子、利润因子构造的混合波动管理组合相比波动管理因子，更能充分利用因子的波动信息获得更高回报。鉴于规模因子波动管理效果主要与下行波动风险相关，利润因子波动管理效果主要与上行波动风险相关，进而分析发现规模因子的下行混合波动管理组合优于总混合波动管理组合，利润因子的上行混合波动管理组合优于总混合波动管理组合。

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境内与跨境并购战略均加剧了企业的股票错误定价，且跨境并购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和投资者情绪在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委员会和产品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有效缓解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