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2—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显著因素；新质生产力通过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来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数字化水平下呈“边际递增”趋势；新质生产力对经济临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在创新型省份试点政策下，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稳健且更强。

金融数据分类分级作为金融数据治理的逻辑起点和制度基础，存在差异管控设置精细化不足、各类标准无法衔接、尚未制定金融行业重要数据目录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在金融数据分类分级法律治理方面存在制度供给缺位，体现在立法位阶低、立法内容原则、软法规范居多、法律定位模糊等问题。基于此，应当从立法定位的双重性、管控手段的差异性、治理体系的动态性三个方面健全制度的理论逻辑，进而提出细化各类金融数据针对性治理措施、构建各类标准衔接互通机制、制定金融领域重要数据目录、丰富金融数据级别变更的具体场景以及完善金融数据分类分级责任制度等对策。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探讨企业ESG表现对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明股实债行为抑制杠杆操纵。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审计质量较低企业的ESG表现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监管存在监管规范欠缺、监管主体权责失衡、监管方式滞后以及国际协同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构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制度，引导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始终运行在合规框架下，能够保障数字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安全、优化国际金融秩序、提升国际金融效率，进而助力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支付赛道上站稳脚跟。为此，应积极完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顶层设计、明确合规监管主体权责、优化合规监管方式以及构建协同合规监管体系。

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中介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型保险中介机构及互联网保险中介快速发展、服务平台数量增多及功能完善、多方企业跨界进入保险中介市场，政策、渠道及成本等多种因素驱动着中国保险中介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因素长期存在、数字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数字化基础差、其他行业企业入场等挑战。在借鉴国际保险中介数字化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路及对策。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以中国156家中小银行为样本，检验了省域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对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可以推动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提升中小银行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机制和“压缩中小银行净利差”的倒逼机制均发挥了作用。“资产规模小、杠杆水平高”的银行推进转型的动机较弱，“第二产业发达、金融业落后”省份的银行推进转型的难度较大，因而数字经济政策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较小。此外，活跃的技术交易市场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过度的金融监管则会抑制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

通过对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层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一是从管理层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二是从生产层面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

通过构建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SR）对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冲击对总产出、绿色低碳产出和环境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碳减排的机制为：第一，厂商提升碳减排技术和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将生产要素由高碳产品转移到低碳产品，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而发挥碳减排效应；第二，政府将CSR 嵌套在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中，会对厂商履行CSR 产生的碳减排成本形成“补偿”效应，进而提升碳减排效果；第三，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会增加经济系统的能源供给，激发履行CSR和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厂商进行低碳生产，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因此，厂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根据厂商履行CSR高低执行差异化的碳减排补贴政策以及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三者协同发展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碳减排效应。

选取2008—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探究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近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削弱的趋势。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够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等级、政商关系健康度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加显著。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考察了股票错误定价的纠偏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票错误定价，主要表现为矫正股价低估的定价偏误；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盈余管理以及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等途径降低股票错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降低股票错误定价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投资者异质信念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通过构造绿色转型调整系数，对原有的企业风险衡量方法进行补充，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绿色转型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降低绿色转型风险，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效应是通过增加创新活动、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客户集中度三种渠道实现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对风险的抑制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低碳城市、非国营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管金融背景占比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促进效果更强。

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于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显著提升分析师关注度和预测质量。机制检验表明，盈余波动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中介机制，内部控制质量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调节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明星分析师和国有产权性质均削弱了ESG表现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积极效应。分项检验表明，不同于环境与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有限影响，公司治理维度的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2023年以来，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都呈现了高速发展态势。2023年10月30—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为绿色金融发展再次注入强大动力。随着广义绿色金融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国内外绿色与可持续金融市场和相关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呈现出全球转型金融持续推进、可持续债券市场稳步增长、全国碳市场价格持续提升、自愿减排市场迎来发展机遇、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逐步完善等五大发展趋势。

以2000年1月1日—2021年11月30日沪深A股为样本，根据Fama-French五因子的月度已实现方差、上半方差、下半方差分别调整因子头寸进而构造波动管理因子，然后基于风险厌恶投资者效用最大化构造混合波动管理组合，利用夏普比率、确定等价收益指标分析样本内外因子的波动管理效果。结果表明，无论样本内还是样本外，分别以规模因子、利润因子构造的混合波动管理组合相比波动管理因子，更能充分利用因子的波动信息获得更高回报。鉴于规模因子波动管理效果主要与下行波动风险相关，利润因子波动管理效果主要与上行波动风险相关，进而分析发现规模因子的下行混合波动管理组合优于总混合波动管理组合，利润因子的上行混合波动管理组合优于总混合波动管理组合。

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境内与跨境并购战略均加剧了企业的股票错误定价，且跨境并购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和投资者情绪在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委员会和产品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有效缓解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

首先基于Beveridge-Nelson分解（B-N）从油价序列中提取原油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和油价周期成分，进而构建二者与中国金融周期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动态溢出指数予以分析。研究发现，三者间交互脉冲响应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不确定性风险引致油价周期性波动中有很大的投机因素；金融周期在不确定性风险和油价周期性波动增强情况下更容易趋于紧缩，具体影响特征与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金融开放度和市场运行状况以及投机因素相关。就三者构成的交互系统内部而言，不确定性风险是主要的冲击发动者，金融周期在2008年之前是主要的冲击接收者，之后金融周期对油价周期具有正的净溢出效应，而油价周期成为系统冲击的接收对象，这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原油市场竞争格局的改变。

运用基于TVP-VAR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方法和Copula方法，量化分析金融各子市场与五大实体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业和债市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大，银行业的影响更容易传导至工业和能源业等传统行业，而债市的影响更多传导到信息技术等新兴行业；汇市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小，且更容易传导至能源业。相较于其他金融市场，债券市场对实体行业的尾部风险溢出作用相对更强；国债波动对实体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大，但是企业债与实体行业的尾部相关系数更大。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风险之间存在互相溢出，近年来金融市场成为风险被溢出者，尤其是外汇市场。因此，要将实体经济的需求特征纳入金融监管体系的考量范围，定期监测和分析金融市场风险，尤其控制银行和债券市场风险的溢出。

通过采用中国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极端气候灾害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极端气候能够提升区域金融风险水平，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极端气候对不同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冲击更大；第三，极端气候主要通过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两种渠道提升区域金融风险水平，其中中西部地区居民部门中介效应最明显。

选取2011—2021年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从“试点—推广”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有效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且促进效应随着政策推广不断增强。机制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加大环境监管强度和资本市场关注度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政策不确定性低的辖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拓展性检验发现，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国际“四大”审计的叠加压力效应下，会进一步提升企业ESG表现。此外，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促进企业ESG表现实现了企业长期价值创造。

构建带有市场扭曲、包含冲击的生产网络一般均衡模型以阐释市场化、政府治理影响经济韧性的机理，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比较了制度环境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下影响效果的差异。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因素——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效率均在城市刚遭受冲击时对经济韧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在随后的恢复、重新发展阶段影响减弱；政府治理效率在新冠疫情中作用更为突出；市场化总指数在东北、北部沿海、长江中游经济区作用更明显，在东部沿海经济区影响不显著，政府治理效率在东部沿海经济区作用最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等提高企业成本加成，从而使企业在冲击后更有可能留在市场，进而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

从双重金融摩擦视角，分析数字金融作用于资本要素错配的机理，并利用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资本要素错配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从数字金融三个维度分析，该结果仍旧稳健；数字金融对资本要素错配的作用效果会因为所有制结构、资本配置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数字金融通过作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金融摩擦影响资本要素错配，供给端摩擦对资本要素错配的影响更大，且数字金融与供给端摩擦也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

以第三方ESG评级机构Bloomberg公布的企业首次ESG评级作为外生冲击，以2000—2021年沪深A 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引入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评级软监管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市场软监管的ESG评级事件冲击，对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结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事件通过金融资源错配和数字化转型两种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

碳普惠制是针对公众和小微企业等群体实施的增益性绿色低碳减排制度。环境利益保护、风险预防、公众参与和增益受偿等环境法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规范解释。在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视角下，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技术有助于纾解碳排放监测与核证、温室气体自愿核证减排量交易以及碳普惠运营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制度问题。然而，在技术赋能过程中仍存在着数据安全、智能合约和碳普惠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忧。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信息保护规则和责任救济规则，明确智能合约作为新类型合同和碳信用作为新型权利的法律地位，并建立实质性解释标准与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碳普惠合规自治与行政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以确保碳普惠制可持续发展。

以2012—2021年A股企业为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且在控制内生性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支持了协同治理假说。机制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具有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即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资金短缺困境和强化内部治理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通过表外负债操纵杠杆、低债务融资能力、高审计质量以及高市场信息效率组的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杠杆操纵抑制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在分散持股以及属于非国有连锁股东时具有更强的杠杆操纵缓释作用，且连锁股东的杠杆操纵抑制效应能够降低企业未来债务违约风险。

以2011—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生命周期在 ESG 表现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中具有调节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缓解作用，而衰退期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2014—2019年中国127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股权制衡能否有效缓解城商行信贷投向的大股东控制问题，并探寻股权制衡度的合理区间。研究发现，城商行大股东控制的确会提高其信贷集中度，股权多元化以及股权制衡力度提升对城商行大股东控制导致的信贷集中具有缓解作用，这种缓解作用在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小、法制化水平和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更明显。股权制衡度存在区间效应，城商行股权制衡度（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比值）保持在3左右最优。

以2017—2021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内在机理及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ESG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提升中小企业ESG表现。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绿色创新两大渠道提升中小企业ESG表现，进而提高了企业绩效。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ESG表现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和区域金融监管水平较高的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

将央行数字货币视为付息的金融资产，构建具有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对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对多种货币政策组合进行数值模拟后发现，数量型或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与传统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具有互补性。在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实施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通过改变法定数字货币利率，造成法定数字货币利率与国内外名义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进而放大宏观经济波动。据此，提出考虑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产生的时滞性影响、设计灵活的央行数字货币产品以及完善央行数字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等启示。

ChatGPT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学术研究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前提构建，转向落地的讨论。ChatGPT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实现存在至少三个层面的功能：首先，推动符合亲民、平等等基本价值观共识的有效交互；其次，结合政府结构实现效率提升的整体影响；最后，依托自动决策推动智慧执法，完成数字治理。但ChatGPT模型在数字政府中的部署也会产生从国家到社会、个人的全方位影响：第一，国家机密的监管滞后和泄漏风险；第二，意识形态的安全隐患和应对不足；第三，数字霸权的呼之欲出与现实围困；第四，资本裹挟的社会忧思与文化影响；第五，个人权利的多维风险和已然侵犯。有鉴于此，ChatGPT模型之于数字政府建设应完成从规范基础到具体规则的全面构建，以数据分级为出发点、以责任分层为主路径、以国家保护为核心项、以规范引导为辅助手段。

使用“文本挖掘法+熵权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水平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企业债务成本，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度进而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果在西部地区、民营企业、高新技术行业表现得更加明显，表明金融科技能够缓解“信贷歧视”。因此，应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提高企业透明度，发挥金融科技“普惠均衡”作用，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自比特币问世以来，加密货币发展日新月异。加密货币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在实务中给整个破产法系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是加密货币交易的相对匿名性使其成为债务人逃避破产财产分配的手段；二是加密货币价格具有不可预测的高波动性，加大了破产清算或重组过程中债权人估值索赔的复杂性。明确加密货币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是突破现有困境的逻辑起点，加密货币具有财产属性，在破产程序中应当属于破产财产范畴；应明确加密货币的商品定位，并据此建立加密货币在破产程序中的估值与审查机制，从而构建起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处理加密货币的有效路径。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本国货币趋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则在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首先下降，之后逐步趋向稳态水平。外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则相反。更高水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本国生产率冲击会加剧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不会加剧汇率波动，但是外国生产率冲击则会降低本国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且汇率波动也不会加大，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抑制汇率波动，并隔离外部冲击。

随着ICO、大数据征信、量子计算、数字货币等新兴金融场景广泛应用，其所蕴含的技术应用风险加速助推金融监管数智化转型。然而，当前金融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如何突破数字金融瓶颈、如何匹配技术金融场景应用、如何实现向数据决策型监管转变、如何应对“三流”集中演变风险等诸多新难题和新挑战。为防控新技术应用、新业务模式、新产品服务衍生的数字金融业态供给风险，应考察数字金融的发展和监管现状，明晰数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机理，革新“数智化”监管理念和范式，并结合业务转型的本质和具体要求，系统构建前瞻性、专业性和穿透性的数智化监管规则及其治理体系，以提升金融数字化监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和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基于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利用反事实分布函数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家庭收入分布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从短期影响看，最低工资显著提高了在10~50分位数收入区间内的家庭收入；对于家庭成员在正规部门工作、家庭劳动力人数占比高、家庭中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最低工资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但从长期效应看，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仅能显著增加在35~55分位数收入区间内的家庭收入。最低工资政策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但对于收入分布底部的极度贫困人群影响不大。

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实证探讨了大气污染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表明空气污染会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国有企业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中，空气污染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强化。利用2016年京津冀地区“禁煤令”政策所产生的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城市颁布环境规制措施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通过引发“外资股东驱逐效应”“海归高管驱逐效应”“资本投资驱逐效应”，促使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降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随着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增加，持续降低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会对企业存货周转效率与盈利质量产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