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共33989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对企业ESG表现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作用主要是通过股权融资、商业信用和金融信贷三种融资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高质量的ESG表现更有利于缓解2016年及以后的民营企业、重污染企业和沿海区域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小规模企业存在一定的“规模门槛”。

将央行数字货币视为付息的金融资产，构建具有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对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对多种货币政策组合进行数值模拟后发现，数量型或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与传统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具有互补性。在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实施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通过改变法定数字货币利率，造成法定数字货币利率与国内外名义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进而放大宏观经济波动。据此，提出考虑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产生的时滞性影响、设计灵活的央行数字货币产品以及完善央行数字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等启示。

在深度剖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创业活跃度的理论逻辑基础上，运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其关系及内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且该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农村创业的赋能效果更为突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收入激励效应对农村创业活跃度产生积极影响。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基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及传统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且伴随门槛水平的变化，其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效果也会发生改变。

目前，数字技术以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已经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经营基因，持续推动商业银行业务全面转型升级。金融市场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主要涉及客户营销、风险管理以及决策咨询等方面，实质上就是应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对金融市场的业务模式、管理流程和经营方式进行优化，将数字技术与金融市场业务的全流程管理进行深度融合，通过咨询决策、风险管理、客户营销、数字技术等应用能力的全面提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业务发展和收益最大化，不断提升金融市场业务对全行业务的贡献度。

以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调整具有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银行行为的重塑，包括调整分支机构数量、高管占比和高学历员工占比等。这三种机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银行行为的调整会放大数字化转型对负债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对银行负债端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具有异质性，因银行类型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而异。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媒体感知指数，研究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政府环保补贴、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该结果在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测度方法和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后仍然稳健；随着政府环保补贴和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且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管理层情绪消极以及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企业，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会全面提高跨境支付结算的效率，有助于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币值稳定，打破国际货币使用惯性，对接国际货币规则。数字人民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底层技术、数据治理和安全保障有待强化，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美元霸权挤压和国际货币竞争压力，及与境外数字货币对接风险等挑战。依托数字人民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一是重构和完善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二是探索在离岸市场发行数字人民币的可行性；三是推动合作发行区域跨境数字货币；四是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试验区；五是鼓励和支持部分国家广泛使用人民币；六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央行数字货币和人民币离岸市场；七是积极参与数字货币治理国际合作。

基于将绿色债券纳入央行中期借贷便利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探究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如下：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后，中性企业也会倾向于绿色转型以获取更低成本的金融资源；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将AA级以上绿色信用债券纳为合规担保资产，会释放对绿色创新的激励信号并引导相关企业绿色转型。机制检验发现，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降低了相关债券资产的发行利差，使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并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激励了低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

以2017—2021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内在机理及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ESG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提升中小企业ESG表现。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绿色创新两大渠道提升中小企业ESG表现，进而提高了企业绩效。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ESG表现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和区域金融监管水平较高的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

选取2015—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国家队”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国家队”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ESG评分越好。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队”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改善内外部信息环境、减轻管理层代理问题三条路径推动企业ESG目标的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企业的ESG表现越好。

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了成熟型双边市场特征，但由于其较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更加具备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形成了显著的行业壁垒。自2010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多部规章和多份规范性文件来规范第三方支付市场，不断完善对支付机构的监管举措。以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龙头企业的“结构-行为”为分析出发点，引入双边市场的平台概念，运用微观经济模型推导，解释集团内部交叉补贴是形成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掠夺性定价的原因，针对掠夺性定价的具体危害以及当前存在的监管难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规制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不当竞争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层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一是从管理层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二是从生产层面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

以第三方ESG评级机构Bloomberg公布的企业首次ESG评级作为外生冲击，以2000—2021年沪深A 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引入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评级软监管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市场软监管的ESG评级事件冲击，对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结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事件通过金融资源错配和数字化转型两种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

以2011—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生命周期在 ESG 表现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中具有调节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缓解作用，而衰退期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环境信息披露是商业银行实施绿色金融战略、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着力点，蕴含着识别商业银行环境风险、履行商业银行环境社会责任与推动商业银行践行ESG治理的多元价值目标。实践来看，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尚面临所披露的信息全面性不足、可信度存疑以及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多重困境。在剖析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现实困境的成因基础上，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的先进经验，从构建强制性披露标准、完善第三方鉴证机制和健全激励机制三方面入手，完善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路径。

期货市场双向开放势在必行，但如何运用数据法实现期货跨境监管将成为新的挑战。目前中国期货跨境监管合作存在数据壁垒，加之基于中国“穿透式”监管理念，中国的监管模式或将违反他国的隐私法案，同时中国数据出境制度尚不完善，或将影响中国有套期保值需求的实体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域外金融监管机构通常以“替代合规”和数据共享协议等方式应对事前监管和事后问责中的数据难题；域外交易所通常与境外投资者签订其母国的数据保护标准合同。对此，首先，中国可确立事前监管原则并试点引入“替代合规”制度，同时应积极探索国际监管合作机制；其次，中国可构建数据“白名单”与“黑名单”以提高中国实体企业实现期货跨境交易的效率，并建立健全中国市场主体的数据合规机制；最后，中国应对标国际标准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境外市场主体，进而倒逼境外市场主体遵守中国数据监管之要求。

基于201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发行债券的数据，检验了新审计报告是否通过关键审计事项的数量传递了累积的重要风险信息和新增风险信息，及其在企业债券票面利率上的显著反应。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审计报告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多，新发债券的票面利率就越高；新审计报告具有明显的增量风险信息时，企业新发债券的票面利率就越高，且这一风险报酬补偿效应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以及无增信机制的发债企业更为典型。中国审计报告改革在债券一级市场上具有明显的增量信息效应，新审计报告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具有显著的增量风险信息，会带来相应债券票面利率的风险报酬补偿。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整理的金融科技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过程中起到了强化调节作用，因而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银行信用风险。对比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渠道，发现金融科技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比较显著，而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外，将金融科技创新划分为六个子类别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移动交易类金融科技创新比区块链、物联网以及网络安全类金融科技创新更能显著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

ChatGPT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学术研究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前提构建，转向落地的讨论。ChatGPT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实现存在至少三个层面的功能：首先，推动符合亲民、平等等基本价值观共识的有效交互；其次，结合政府结构实现效率提升的整体影响；最后，依托自动决策推动智慧执法，完成数字治理。但ChatGPT模型在数字政府中的部署也会产生从国家到社会、个人的全方位影响：第一，国家机密的监管滞后和泄漏风险；第二，意识形态的安全隐患和应对不足；第三，数字霸权的呼之欲出与现实围困；第四，资本裹挟的社会忧思与文化影响；第五，个人权利的多维风险和已然侵犯。有鉴于此，ChatGPT模型之于数字政府建设应完成从规范基础到具体规则的全面构建，以数据分级为出发点、以责任分层为主路径、以国家保护为核心项、以规范引导为辅助手段。

基于2007—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在核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引入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视角下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并可以利用包含三条路径的有限混合模型进行异质性特征的详细刻画；第二，将绿色信贷作为伴随变量引入有限混合模型后发现，绿色信贷可以增强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研究期内近一半的省份发生了路径转换，且绿色信贷是推动这些省份发生路径转换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对源于供应链关系的商业信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1—2021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影响中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效果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正向促进中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且上述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中小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间接驱动商业信用融资。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显著推进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低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以及较低的债务违约风险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正向效应。此外，数字金融扩大了中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进而激励其参与创新活动。

碳足迹是以产品为枢纽、生命周期评价（LCA）为逻辑框架，对供应链上下游碳排放的完整刻画和科学评价。受欧美等国立法推进、国际关键产业链强制要求、国内加强自主探索等三重因素推动，中国碳足迹体系建设已在评价标准建设、碳足迹认证和标识、线上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碳足迹体系建设是中国实现全面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工具，但仍有大量基础性工作要做，重点要在全国统一的碳核算标准制定、本土化碳因子数据库构建、第三方核查认证服务机构培育和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并建议选取部分重点行业、重要产品优先推进碳足迹试点，以利于对内激发全产业链的减排潜能，促进内循环绿色低碳升级，对外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贸易壁垒，防范供应链“脱钩”“断链”，深度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绿色大循环。

以2012—2021年A股企业为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且在控制内生性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支持了协同治理假说。机制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具有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即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资金短缺困境和强化内部治理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通过表外负债操纵杠杆、低债务融资能力、高审计质量以及高市场信息效率组的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杠杆操纵抑制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在分散持股以及属于非国有连锁股东时具有更强的杠杆操纵缓释作用，且连锁股东的杠杆操纵抑制效应能够降低企业未来债务违约风险。

海外投资保险的政治风险防范功效在中国有待进一步释放。对此，实践与理论多寄望通过成文规定来促使中信保独立“消化”政治风险。然此种认知忽视了公司资本等现实制约，存有矮化商业属性的逻辑瑕疵。参考域外经验，发掘海外投资保险的商业性对中国而言同样必要、可行，但鉴于商业保险机构在交易费用、稳定性等方面的劣势，商业性的肯认宜被解读为官方承保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间的公私合作。主要从必要性、可行性等维度证成了前述结论，并立足于经济法与商法的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联动，框架性地讨论了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引导、保障海外投资保险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的融合。因此，主张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应以政策性与商业性的融合为主线，一方面借由特别条例差异化规制官方承保机构和商业保险机构，另一方面通过更新内外法源夯实代位求偿权利。

使用“文本挖掘法+熵权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水平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企业债务成本，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提高企业透明度进而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效果在西部地区、民营企业、高新技术行业表现得更加明显，表明金融科技能够缓解“信贷歧视”。因此，应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提高企业透明度，发挥金融科技“普惠均衡”作用，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财富水平及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特定样本、处理极值样本以及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通过促进居民家庭创业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进而使居民家庭财富增长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城市、一线城市家庭和老年家庭的财富提升作用更强，且对于家庭财富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规模之间及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移动互联网使用深度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随着ICO、大数据征信、量子计算、数字货币等新兴金融场景广泛应用，其所蕴含的技术应用风险加速助推金融监管数智化转型。然而，当前金融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如何突破数字金融瓶颈、如何匹配技术金融场景应用、如何实现向数据决策型监管转变、如何应对“三流”集中演变风险等诸多新难题和新挑战。为防控新技术应用、新业务模式、新产品服务衍生的数字金融业态供给风险，应考察数字金融的发展和监管现状，明晰数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机理，革新“数智化”监管理念和范式，并结合业务转型的本质和具体要求，系统构建前瞻性、专业性和穿透性的数智化监管规则及其治理体系，以提升金融数字化监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和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选取2008—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探究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近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削弱的趋势。

基于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探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短贷长投，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而实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竞争程度低以及退出行为可信性高的样本组中，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以2006—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金融科技发展使得此影响更为显著，融资约束是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检验表明，银行业竞争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位于金融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机理。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具体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通过缓解内外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透明度、增加分析师关注度三条路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行业竞争程度在企业 ESG 表现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到了正向强化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成长期、成熟期和非污染型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实现“双碳”目标不仅契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大趋势，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历史任务，这必须靠强大的数字绿色金融作为支撑。目前应用到绿色金融中的数字技术主要有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元宇宙等。由于数字技术在绿色金融中的应用，会打破原有的绿色金融生态，改变其发展模式、业务流程和管理方法等，存在绿色金融资源配置不到位、服务对象的数字基础较为薄弱、绿色金融数据相对孤立、数字技术运用程度不高等问题。实现数字技术较好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应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客户优选数字化、完善绿色金融数字化风控体系、深化绿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绿色金融数字化管理和打造数字绿色金融数字生态。

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应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可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激发股东治理动机、抑制管理层非理性决策行为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数字技术应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场景下尤为明显，且仅在数字技术介入的网络投票表决形式下才存在显著抑制效应。

金融活动的空间集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城市要素配置与生产率，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中国283个城市的动态时序全要素生产率，以多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与要素价格扭曲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金融集聚有助于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对生产率起到正向作用。金融集聚影响资本替代和劳动结构优化的拓展分析和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相应回归结论。提升金融集聚的专业化能力和增强金融业务的普惠性，有助于优化城市要素配置及提升效率，更好发挥金融活动服务城市发展的功能。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本国货币趋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则在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首先下降，之后逐步趋向稳态水平。外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则相反。更高水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本国生产率冲击会加剧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不会加剧汇率波动，但是外国生产率冲击则会降低本国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且汇率波动也不会加大，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抑制汇率波动，并隔离外部冲击。

基于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利用反事实分布函数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家庭收入分布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从短期影响看，最低工资显著提高了在10~50分位数收入区间内的家庭收入；对于家庭成员在正规部门工作、家庭劳动力人数占比高、家庭中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最低工资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但从长期效应看，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仅能显著增加在35~55分位数收入区间内的家庭收入。最低工资政策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但对于收入分布底部的极度贫困人群影响不大。

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实证探讨了大气污染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表明空气污染会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国有企业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中，空气污染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强化。利用2016年京津冀地区“禁煤令”政策所产生的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城市颁布环境规制措施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通过引发“外资股东驱逐效应”“海归高管驱逐效应”“资本投资驱逐效应”，促使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降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随着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增加，持续降低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会对企业存货周转效率与盈利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中介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型保险中介机构及互联网保险中介快速发展、服务平台数量增多及功能完善、多方企业跨界进入保险中介市场，政策、渠道及成本等多种因素驱动着中国保险中介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因素长期存在、数字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数字化基础差、其他行业企业入场等挑战。在借鉴国际保险中介数字化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路及对策。

基于2014—2019年中国127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股权制衡能否有效缓解城商行信贷投向的大股东控制问题，并探寻股权制衡度的合理区间。研究发现，城商行大股东控制的确会提高其信贷集中度，股权多元化以及股权制衡力度提升对城商行大股东控制导致的信贷集中具有缓解作用，这种缓解作用在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小、法制化水平和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更明显。股权制衡度存在区间效应，城商行股权制衡度（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比值）保持在3左右最优。

将原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数据与2014—2018年跨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匹配，深入剖析银行业竞争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从数字信贷技术视角探究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银行间竞争程度的加剧能够促进家庭选择创业，同时会通过银行数字信贷技术这一中介渠道实现对家庭创业决策的促进。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家庭，银行竞争对西部地区家庭创业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非农户家庭，银行竞争对农户家庭创业促进更明显；相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银行竞争的创业效应在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