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层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一是从管理层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二是从生产层面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

选取2008—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样本，从产业创新体系、人才供给体系、经济支撑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体系四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探究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本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邻近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着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加后削弱的趋势。

数字化转型对保险中介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型保险中介机构及互联网保险中介快速发展、服务平台数量增多及功能完善、多方企业跨界进入保险中介市场，政策、渠道及成本等多种因素驱动着中国保险中介加快数字化转型，同时也面临着风险因素长期存在、数字文化氛围尚未形成、数字化基础差、其他行业企业入场等挑战。在借鉴国际保险中介数字化转型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路及对策。

2023年以来，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都呈现了高速发展态势。2023年10月30—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为绿色金融发展再次注入强大动力。随着广义绿色金融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国内外绿色与可持续金融市场和相关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呈现出全球转型金融持续推进、可持续债券市场稳步增长、全国碳市场价格持续提升、自愿减排市场迎来发展机遇、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逐步完善等五大发展趋势。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通过构造绿色转型调整系数，对原有的企业风险衡量方法进行补充，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绿色转型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降低绿色转型风险，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效应是通过增加创新活动、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客户集中度三种渠道实现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良好的ESG表现对风险的抑制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低碳城市、非国营性质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考察了股票错误定价的纠偏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票错误定价，主要表现为矫正股价低估的定价偏误；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盈余管理以及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等途径降低股票错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降低股票错误定价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投资者异质信念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于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显著提升分析师关注度和预测质量。机制检验表明，盈余波动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中介机制，内部控制质量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调节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明星分析师和国有产权性质均削弱了ESG表现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积极效应。分项检验表明，不同于环境与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有限影响，公司治理维度的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投融资期限错配不仅阻碍了企业健康发展，还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融资融券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实施、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均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制度和融资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促进企业金融化行为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融券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融券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更突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融资融券通过加剧投融资期限错配降低了企业绩效，提高了企业财务和经营风险。

基于2012—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显著因素；新质生产力通过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来驱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数字化水平下呈“边际递增”趋势；新质生产力对经济临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在创新型省份试点政策下，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稳健且更强。

从供应链关联视角，研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结构高级化；客户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迎合客户绿色转型需求、强化自身社会责任“信号”、绿色技术创新溢出三种渠道推动供应商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在两者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该影响在市场地位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

通过构建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SR）对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冲击对总产出、绿色低碳产出和环境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碳减排的机制为：第一，厂商提升碳减排技术和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将生产要素由高碳产品转移到低碳产品，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而发挥碳减排效应；第二，政府将CSR 嵌套在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中，会对厂商履行CSR 产生的碳减排成本形成“补偿”效应，进而提升碳减排效果；第三，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会增加经济系统的能源供给，激发履行CSR和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厂商进行低碳生产，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因此，厂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根据厂商履行CSR高低执行差异化的碳减排补贴政策以及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三者协同发展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碳减排效应。

通过对比美国、欧盟和中国范式之共性及差异，发现相较于美国和欧盟，中国在价值导向上强调保护竞争者利益而忽视数据自由。究其原因，与当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固守数据权属划分理念、“商业道德”之法外因素涵义过宽以及过度依赖传统民法之侵权行为认定路径关系密切。中国未来在认定数据抓取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应当遵循如下规则：在司法理念上，应重视数据流转之属性，赋予消费者以数据携带权；在法律适用上，应限缩一般条款之适用，细化“商业道德”之内涵；在裁判进路上，应明确竞争法之行为法特点，通过“合法利益测试”建立起兼顾竞争者、消费者、公共利益之衡量范式。

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境内与跨境并购战略均加剧了企业的股票错误定价，且跨境并购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和投资者情绪在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委员会和产品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有效缓解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ESG表现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治理效应和信号效应路径抑制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并购溢价率高、商誉减值风险高、绿色并购、相关行业并购时，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的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外部金融监管进一步强化了ESG表现对并购商誉的抑制作用。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内外双重路径视角实证检验了绿色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内部路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竞争力、利益相关者支持和绿色形象均在绿色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创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大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外部路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市场需求和技术水平均正向调节了绿色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实质性绿色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国有、大规模、重污染行业和环境规制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

基于声誉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使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较大的企业会选择提升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ESG评级分歧能够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与分析师跟踪的方式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较高、ESG评级均分较高的企业中，ESG 评级分歧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性匹配得分、替换解释与被解释变量、滞后期回归后结果依然稳健。

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监管存在监管规范欠缺、监管主体权责失衡、监管方式滞后以及国际协同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构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制度，引导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始终运行在合规框架下，能够保障数字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安全、优化国际金融秩序、提升国际金融效率，进而助力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支付赛道上站稳脚跟。为此，应积极完善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合规监管顶层设计、明确合规监管主体权责、优化合规监管方式以及构建协同合规监管体系。

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且数字乡村建设四个子维度均能够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缓解城乡要素错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来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异质性结果表明，相较于粮食主产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效应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最后，围绕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制定差异化策略以及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以中国156家中小银行为样本，检验了省域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对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可以推动中小银行“轻量化”转型，“提升中小银行数字化水平”的促进机制和“压缩中小银行净利差”的倒逼机制均发挥了作用。“资产规模小、杠杆水平高”的银行推进转型的动机较弱，“第二产业发达、金融业落后”省份的银行推进转型的难度较大，因而数字经济政策对其产生的助推作用较小。此外，活跃的技术交易市场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过度的金融监管则会抑制数字经济政策的助推作用。

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ESG表现，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通过推动内部绿色创新、加强外部环境监督以及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了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果在无政治背景、非成长期、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西部企业中更加显著；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ESG表现与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时滞性。

基于2012—2021年中国2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沿海城市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与中国产业链现代化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强化数字金融对中国产业链现代化的驱动效应。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管金融背景占比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促进效果更强。

采用2011—2021年中国制造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内外部资源协同视角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效促进了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且可以通过促进内外部资源协同进而推动绿色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促进了拥有高风险偏好管理者的企业及非重污染制造企业的绿色投资，对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的制造企业绿色投资产生的促进效应更大。

以2000年1月1日—2021年11月30日沪深A股为样本，根据Fama-French五因子的月度已实现方差、上半方差、下半方差分别调整因子头寸进而构造波动管理因子，然后基于风险厌恶投资者效用最大化构造混合波动管理组合，利用夏普比率、确定等价收益指标分析样本内外因子的波动管理效果。结果表明，无论样本内还是样本外，分别以规模因子、利润因子构造的混合波动管理组合相比波动管理因子，更能充分利用因子的波动信息获得更高回报。鉴于规模因子波动管理效果主要与下行波动风险相关，利润因子波动管理效果主要与上行波动风险相关，进而分析发现规模因子的下行混合波动管理组合优于总混合波动管理组合，利润因子的上行混合波动管理组合优于总混合波动管理组合。

选用沪深A股上市的2039家制造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加大创新资源投入、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来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非国有、有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够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等级、政商关系健康度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加显著。

选取2013—2021年地级市与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地区碳排放存在先抑制后增加的“U”型作用，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会通过中小企业持续绿色创新间接影响地区碳排放，但主要表现在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方面。绿色金融早期通过提高中小企业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降低地区碳排放水平，后期则通过抑制中小企业策略性持续绿色创新增加地区碳排放水平。

基于2011—2022年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和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表征大数据发展，探讨其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有效地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促使供应链效率上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并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积极作用因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企业的性质、竞争力、融资约束、经营能力、规模和所属行业不同表现出显著差异。

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对金融业态产生了极大影响，推动金融平台“场景化”不断发展。金融平台“场景化”，一方面提升了金融业效率，有利于降低金融业获客成本和提升客户黏性；另一方面给金融风险带来了新变化，加剧其复杂性、传播性与混合性；在资本扩张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也导致风险产生新变化。金融监管滞后、消费者维权渠道不畅、算法黑箱、羊群效应、“场景化”金融平台具有联动性等原因，导致了金融风险产生新变化。鉴于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划，建立健全全覆盖的“场景化”金融平台监管框架和风险处置机制，并在积极运用监管科技提升监管水平的同时，强化行为监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以确保“场景化”金融平台持续向好发展。

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通过微博披露环境责任信息以及披露强度能否影响其信贷可得性。研究发现，仅仅有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经历并不能显著提升信贷可得性，但信贷可得性对披露频次却呈现出正敏感性——高频次的自媒体环境信息披露能提高企业长期贷款规模，且“原创类”披露频次的提高比“转发类”披露频次提高对长期贷款可得性的拉动作用更强。最后，分析师跟踪报道会抑制高频披露对长期信贷的提振效应，这与分析师跟踪报道能过滤部分自媒体噪音信息及粉饰信息，从而提高了银行风险识别能力且增加了银行信贷审慎性有关。

以2011—2021年中国281个地级城市为样本，探讨了绿色金融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认为，绿色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表征的企业产能改善对该关系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因城市行政等级、市场化程度和地理区位的差别呈现异质性特征。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综合发展、绿色金融和共同富裕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城市的市场化程度会放大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企业产能改善的调节作用也更强；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达，绿色金融普惠程度高，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强；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创新发展竞争力较弱的城市，产能改善调节作用更显著。

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数字金融使用对居民家庭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金融素养、城乡差异及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探讨企业ESG表现对杠杆操纵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的提高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明股实债行为抑制杠杆操纵。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审计质量较低企业的ESG表现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选取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正向赋能企业绿色创新；该赋能效应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显著，且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更能吸收和消化供应链金融诱发的绿色创新红利。机制分析表明，纾解融资约束、促进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供应链金融助益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三维机制。拓展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赋能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能够撬动资源杠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价值创造。

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时代下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效能。“新质生产力”的“新”表现为生产力要素的样态出新与能级革新，“质”表现为生产力要素的质态优化与质效提升，以上两点特征对于推进共同富裕而言具有积极效能。但基于“共同富裕”在“富裕”（包括精神与物质富裕）与“共同”（主要体现为富裕的普惠共享）方面的二维内涵，运用新质生产力也可能存在多重风险。就此，应当构建共同富裕目标下运用新质生产力的完善方案并逐步落实，具体而言应当以市场保障人才流动的高效畅通、以创新供能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以科技驱动产业与市场体系转型、以制度强化发展中的监管与责任。

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运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供应链金融发展，探讨其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金融通过提升资源整合效率、缓解供需间的长鞭效应及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三条传导路径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当营商环境较差、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处于中西部地区、供应链效率较高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