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9月 7日，我国再次深化差别化股利税改革，取消长期个人投资者（持股期限超一年）的股利税。在此背景下，本文以 2015年和 2016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高管这类特殊长期投资者的税收成本变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后，投资者整体面临的股利税降低，公司现金分红水平提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现金分红水平越高，且在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更加显著，这有效缓解了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股利税改革对公司治理的正面影响。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民间资本涌向农业农村的速度不断加快，全国农业民间资本增速、占比和总量均不断提高，已成为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但民营企业仍存在参与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深、主体规模偏小及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江西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在全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江西为例，分析了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应从扩宽农业民间投资准入范围、完善民企参与PPP政策环境、完善民企利益联结机制及壮大农业民企规模四个方面加以破解。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明显。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我国古代货币制 度影响深远。在金融危机频发、货币制度改革频繁的今天，有必要沿着历史的轨迹，重新探索我国古代货币 制度的产生与演进，并从中探索当前货币制度改革的“中国方案”。我国古代货币制度是一个产生和发展在 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的，以刑法为主要助力的、高度稳定的货币制度，为我国领先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保驾护航两千年，其优越性显而易见。通过对我国古代货币制度演进的梳理发现，在当代我国货币制度改革进程中应始终坚持维护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实现监管手段的多样化，并以维护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稳定为主要价值追求。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纵向渗透以及高风险社会保障需求的增长，我国诞生了一种类似于保险的创新模式——类保险网络互助。类保险网络互助作为风险保障领域的新兴事物，自诞生伊始就势如破竹，迎来快速发展，如今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运营模式和可观的规模效益。然而和经济领域的其他创新一样，该新兴模式在运营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各界对其模式安全、经营合规、监管归属等诸多方面的考量甚至质疑。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类保险网络互助的发展概况、运营模式、性质厘定、风险识别、监管策略等进行全面审视，为网络互助行业和监管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年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十分显著；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程度极低，并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最突出的问题；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在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提高我国居民家庭对金融素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提升家庭金融福利具有一定的启示。

为探究空气污染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4~2016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PM2.5浓度与人均实际GDP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看，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平均而言PM2.5浓度每增加1%将导致人均GDP下降约1.2%~1.5%；全国层面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呈“倒N”型曲线关系，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政府环境治理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 城市规模差异和区域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人口驱逐效应、固定资产投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是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途径；第二产业占比和交通运输中汽车尾气排放是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季度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从经济增长角度揭示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互联网金融发展已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在滞后一期后，互联网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据此，本文认为新时期货币政策应继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发展。此外，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和财政政策及其滞后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需要注意的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一期后并不一致。

相对巨灾带来的高昂损失，政府补贴、社会救济等单纯的救济手段显得势单力薄，巨灾风险分散能力明显不足。故而，妥善建立好巨灾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业保险、地震保险、洪水保险三方面对我国巨灾保险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分析我国巨灾保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结合有关巨灾种类，基于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建设带有国家标签的巨灾保险体制的对策建议。

本文围绕江西省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开展了专项调研，构建了金融素养指数，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保险行为以及金融咨询行为四个方面构建了Probit模型，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方向及其显著程度。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来看，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市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特征人群差异明显；从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来看，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群体特征对金融行为影响显著。对此本文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构建农民金融教育长效机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 二是打造多维金融服务推广体系，提升农民金融获取意识；三是推进农民增收致富发展目标，调动农民金融 参与积极性；四是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本文首先阐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概念、机理和类型，根据雷曼兄弟破产与欧央行负利率措施的时间节点将危机分为不同阶段，详细对比了欧央行在各个阶段应对危机所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开始日、参与者、开展期限与实施频率等情况。最后，通过对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数据的比较，简要评析了欧央行货币政策运用的效果，认为欧央行较好地减缓了危机带来的影响。但危机仍在持续，更好地解决危机还需要财政政策配合以及成员国的通力合作。

金融情报数据分享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严厉打击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和增强国际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本文以金融情报数据管理及分享机制为研究内容，以美国为例，从法律保障、协同机制、情报来源、平台建设、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向，深入探讨了发达国家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职能与数据分享的机制经验，指出了我国金融情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情报数据分享机制的建议。

本文考察了房价上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房价上涨会通过“财富效应”及“资产替代效应”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构造了中介效应模型证明：房价上涨的“资产替代效应”起到了主导作用，挤出了企业研发投资，而投资性房地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房价对不同融资约束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资受到房价挤出的影响较小，国有企业受到的挤出影响较大。

本文以我国2000~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政府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出正“U”型，即政府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但在长期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第二，市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在本地表现出倒“U”型，而在邻地的市场化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的大小跟空间属性有关；第三，整体来看，2000~2006年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不存在策略性博弈。2007年以后，政府型环境规制在本地和邻地的影响皆显著为正“U”型，市场化环境规制在本地和邻地的影响皆为倒“U”型，这说明区域环境规制的竞争形态逐渐向“逐顶竞争”方向转变。

本文梳理了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外汇期货的路径和历史沿革，总结了我国早期发展外汇期货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前境外人民币期货市场发展的现状。提出实现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一国外汇期货成功的必要条件，流动性和实需满足才是外汇期货成功的关键。研究认为，存在资本管制国家发展外汇期货需协调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防范交易的顺周期风险。制度安排上，本币兑美元期货是最符合实需的交易品种，合约设计应严格论证投机与实需的区别，处理好外汇期货与按金交易的非零和选择关系。

基于2008—2018年我国36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差分GMM方法实证探究了流动性监管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流动性监管加强前后该作用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激发银行增加风险承担的冲动，而以净稳定资金比例代表的流动性监管能够约束银行风险承担的过度增加。流动性监管可以有效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刺激银行风险承担增加的程度，但对不同类型银行存在差异，其中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削弱效果较突出，并且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流动性监管的削弱效果最为明显。

本文基于2008~2017年我国30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从资金运用方的视角探究了影子银行业务发展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始终高于利润效率，商业银行为成本控制所做的工作比利润创造更加有效；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银行发展影子银行业务对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凭借对杠杆的灵活运用，同业资产等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促使商业银行以较低成本创造了较高收益；从分类型回归结果看，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但对城市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几乎无显著影响。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对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利润效率的改进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对比影子银行业务对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差异，发现影子银行业务参与度更高的大型商业银行，其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对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正向作用也更为明显。

2019年的两会为新时代金融发展把舵定向，内涵丰富、立意深远，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有力遵循。本文结合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六下团组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在深刻领悟两会精髓要义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对金融尤其是需要金融密切配合领域部署要求基础上，认清了当前金融新使命，提出了推动两会精神在基层央行落地见效的思路和安排。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六下团组重要讲话体现了全局性、战略性、针对性、指导性的深厚内涵，明确了新时代金融工作的前进方向和具体要求。当前，新时代金融应着眼于吃透精神，在金融扶贫上持续发力，在发展绿色金融上保持定力，在防范金融风险上审慎有为，在支持实体经济上激发活力。江西省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领会两会精神实质，突出重点工作，推动两会精神在基层央行履职实践中落地见效，具体包括：坚定不移地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韧不拔地聚焦重点，尽锐出击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不懈地履职为民，可持续推进普惠金融工作走深走实；坚强有力地带好队伍，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基层 央行队伍。

本文从有效契约理论出发，以 2012~2016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超额薪酬对高管的激励效应及其对企业避税与投资效率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超额薪酬能有效抑制高管的自利动机，减少其避税寻租行为，降低企业税收激进程度；通过缓解避税活动及降低投资效率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弱化企业避税程度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结论表明，有效契约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依然具有很强适用性，丰富了避税代理观的研究及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带来一些思路。

近年来，股价暴跌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严重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因此，针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以 2010~2015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了CEO薪酬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CEO薪酬水平会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而且，随着CEO权力的增大，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减弱，但随着董事会中独董人数的增大，两者的负相关关系会得到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薪酬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主要是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发挥作用的。本文结论丰富了CEO薪酬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相关部门进一步认识CEO薪酬的作用及防范股价崩盘风险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在“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选取2012~2017年沪深A股246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看，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且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负相关，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阻碍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的发挥，且这一问题在民营企业中更加严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与市场两个维度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与营造公平环境加大市场竞争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抓取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众筹平台——“众筹网”项目数据和投资人信息，从众筹融资的需求出发研究投资人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众筹市场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效应。研究还发现：这些羊群效应是“非理性的”，即投资人只是单纯地模仿其他人的投资决策，而项目的相关信息对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影响较小；众筹融资中具有较强的“目标效应”，当项目融资目标达成后，潜在投资人虽降低了对项目不确定性的担心，但其行为更多受到责任扩散效应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6~2017年A股企业数据，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法检验了董事会独立性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在董事会独立性程度较低时，二者呈正向关系，且国有企业敏感程度大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独立性程度较高时，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平缓上升，而非国有企业呈下降趋势，且敏感程度大于国有企业。此外，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验证了产权性质与效率问题中的“促进说”。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对我国完善企业公司治理，发展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带，其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本文采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首先，运用 Tapio脱钩模型归纳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特征。然后，通过扩展EKC曲线，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法，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水平方面，CO2排放总量和人均 GDP呈倒 U型关系，EKC曲线成立；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技术水平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 CO2减排效应，区域治理无显著的减排效应。最后，本文预测了CO2排放总量的达峰时间，并为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2010-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全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FDI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以及基础设施投入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全国各省份整体上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且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一般性基础设施投入与科技型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内陆地区作用效果不显著；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两类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正向调节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作用大小有所区别。从政策层面来看，各地区要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科学规划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以更好地发挥对 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调节作用。

目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支出结构的优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波动的相关假设，并基于我国1995~2015 年间的省际数据，利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对其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支出对经济波动具有双重影响：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期，会因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剧经济波动，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则能够弥补生产领域私人投资的不足，平滑经济周期。政府维持性支出会加剧消费波动并降低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进而加剧经济波动；社会服务性支出则能够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有效的抑制经济波动。

文章研究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以全国样本进行回归，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不能确定；分样本考察显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相反，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将技术创新作为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变量考察，则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效果显著，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效果在东部地区尤为突出。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作为媒介变量来间接实现；不考虑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直接利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会弱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我国自2007年开始推行绿色信贷政策，发展至今已有十余载，其是否充分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值得探讨。从信贷层面限制“两高”产业发展，提高信贷融资成本率，有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本文通过分析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目前的绿色信贷政策效果不明显，“两高”企业依然可获得较便宜的信贷资金。为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政府应建立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商业银行应树立“绿色银行”的长远发展目标，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本文以2009~2016年926家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家族涉入与企业国际化倾向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家族涉入程度越高，企业国际化倾向越小；当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家族涉入与企业国际化倾向之间的负向关系得到强化；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家族涉入与企业国际化倾向之间的负向关系得到强化。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可能性较小，政治关联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均不利于提高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整体国际化倾向。

本文以我国946个上市民营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综合运用Super-SBM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民营企业融资效率的相关性问题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会显著抑制我国民营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宏观层面，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融资效率带来的负面冲击，但相较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和货币适度扩张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提高企业融资效率的抑制程度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货币高速扩张时期更强。微观层面，企业资产负债率越低、现金流越大、投资机遇越多，其融资效率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越小。最后本文从宏观政策和优化企业自身管理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文基于清华大学与同方全球保险2018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数据，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养老准备以及商业养老保险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的金融素养越髙，会更积极地进行养老准备，养老准备越完善，则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会越低，越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就养老保险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的供给体系无法满足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金融体系大而不强、“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和融资结构不均衡等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动力系统”，其关键是厘清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让金融的活水能够恰好浇灌到实体经济之树，底线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以资本市场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普惠金融战略、加强金融监管和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内 容的 “五度”改革，有助于搭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四梁八柱” 。

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首次系统性地将反映公司基本面的两大核心要素——盈利和投资提炼为定价因子，并在美国市场得到验证。那么在中国股市中盈利因素和投资因素是否可以更好地反映股票价格？基于此，本文研究选取1999年至2017年沪深A股月度收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股市存在显著的盈利效应，与美国股市不同，在我国股市中投资无益于解释股票收益，刻画企业成长的价值因子则至关重要。该研究进一步充实了资本资产定价领域的相关文献，为中国股票定价提供实证证据。

本文首先基于对票据业务发展与创新阶段的回顾，认为票据业务发展与创新应厘清与经济金融、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市场参与方、产品创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关系，其次指出票据业务发展创新在顶层设计及整体规划、贸易背景真实性、参与主体多元化、票据评级评估、票据经纪、票据市场统一管理和信息披露、信贷规模和风险资产计量、电子商业汇票未真正融入票交所体系等方面面临瓶颈问题，最后强调新时代的票据业务发展与创新应明确票据业务发展的定位和目标、进一步发挥票据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发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作用、深化改革创新、防范票据业务发展创新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通过发展创新增强票据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范和化解票据市场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直销银行正日益成为传统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实践平台。本文从市场理论和福利经济学视角，探讨了直销银行与传统银行市场份额增减以及供需双方福利的变化，揭示了直销银行兴起的微观机制，同时结合我国直销银行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直销银行发展特点和模式，并进一步针对我国直销银行发展中存在的监管缺失、开户约束不足、产品同质化、技术安全程度低以及可能存在洗钱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提出了促进我国直销银行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为优化我国发展直销银行提供必要启示和有益参考。

金融科技发挥技术革新对金融的赋能作用，拓宽金融发展的边界，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和经营变革等，金融科技转化而来的竞争力在银行经营转型中至关重要，国内外主要商业银行纷纷加大金融科技的研发投入，促进新技术的应用转化。为此，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且能够迅速实现与银行融合发展共赢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能否把握住与金融科技共赢发展的机遇、实现金融科技的经营应用，将是银行提升经营竞争力、实现经营转型及注入经营活力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现状和经验启示，结合国内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提出主动发展金融科技的建议。

本文选取2011~2017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分别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静态面板还是动态面板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动态面板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与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阻碍作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则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相关建议。

本文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选取相关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对我国2005~2016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技术成果转化，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建议进一步落实金融政策，平衡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活动。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促使当前政策当局对两种政策的使用都比较积极，总体政策有效性相对没有政策协调时得到了明显加强。这些相互作用强化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意味着中央银行具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但是也需要有相应措施来确保每个政策反应函数关注各自的主要目标。本文在对逻辑框架进行简述的基础上，刻画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及其与宏观审慎当局最优化问题的相互作用，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应在考虑对信贷供给影响的前提下维持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宏观审慎当局的整个目标权衡造成影响，宏观审慎当局允许货币政策变化通过非中性的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稳健性产生影响，故而即使是在存在宏观审慎工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会影响金融稳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基于我国政府经济政策频繁变动的制度背景，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通过构造“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以2003~2016年间的228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经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表明高度不确定的经济政策环境将会抑制机构投资者的股票投资行为，降低其持股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为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系统性风险、所在行业的政策敏感性更高、具有更高的成长性或规模较小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还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解为来自全球、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后发现，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显著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

本文采用我国 31个省市 2001~2015年度面板数据，把金融发展细分为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高，分区域检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在经济和金融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各省市城乡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随着金融发展，城乡经济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也有扩大趋势，且金融发展对该差距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考虑政府参与后，发现政府参与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据此，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现实需要，制定差异化的金融发展措施；协调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且财政支出应关注农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积累，引导资金进入农村地区，促进城乡经济金融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