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选取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正向赋能企业绿色创新；该赋能效应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显著，且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更能吸收和消化供应链金融诱发的绿色创新红利。机制分析表明，纾解融资约束、促进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是供应链金融助益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三维机制。拓展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赋能下的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能够撬动资源杠杆，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价值创造。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应用的劳动对象，提高新质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率，促进新质产业体系的系统变革，改进新质劳动技能的应用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与产业融合还不够紧密，可能造成数据安全风险、产业鸿沟风险、产业场景化风险以及劳动需求结构性风险。需要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旨，完善多元治理框架，构建分类分级的风险管理规则，完善人工智能监测预警响应机制，以政策制度切实保障劳动力具体利益。

碳绩效管理是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但在平衡环境与经济效益目标下，其管理水平高低关乎企业经营稳定性，并通过供应链关联影响上下游客户的风险承担。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上下游企业的匹配数据，探究企业碳绩效的供应链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的非线性效应、传导机制与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焦点企业碳绩效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呈现先加大、后降低的倒U型关系，供应链资金管理和环保意识认同是非线性溢出的传导机制。当焦点企业的供应链依赖度较高、与上游客户或同行业客户有业务往来时，碳绩效的溢出对客户风险承担的门槛效应更敏感、更显著。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和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两个方面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低融资约束的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更大。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ESG理念是引领企业实现绿色高质量转型的重要抓手，但目前各大ESG 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存在较大分歧，这会如何影响企业信贷可得性。基于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会降低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主要影响机制为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增加；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数字化转型水平以及分析师关注的提高能有效缓解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负面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削弱影响在非国有、非四大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非产融结合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评级分歧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削弱可能造成企业价值的降低。

通过引入以碳税为代表的环境政策变化和以ESG价值衡量的市场偏好变化，改良传统的KMV模型，对高碳行业的区域转型风险进行定量测算，并基于资产负债关系计算金融机构的转型风险敞口。研究认为，在八大高碳行业中电力行业转型风险最高，碳税政策的实施对电力行业的负面影响最大；受产业结构的影响，东北地区转型风险远高于其他地区；电力行业的债务价值损失系数和贷款风险敞口在八大高碳行业中居于首位。

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相关数据，基于地区数据交易平台建设，运用多时点DID方法，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据要素市场化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改善要素错配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机制来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异质性发现，在中小型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在东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企业中，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以2007—202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国有资本参股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增强民营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经营风险较高、企业融资能力较弱时，国有资本参股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可以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和产品市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