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个包括银行和非银行企业之间多种关系构成的风险传染多层网络模型，该模型将银行面对的贷款资产组合违约传染问题直接投影在企业网络的违约传染中，利用KMV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分别量化来自银行部门的违约传染与实体经济间的违约传染。通过这个模型进行的计算实验结果表明：企业间的违约传染会显著降低银企系统的稳定型，且发现银企系统在冲击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二分效应，在一定的违约数量上银企系统能保持稳定，而一旦超过某个违约数量则会致使整个系统完全崩溃。企业负债比例的减少、银行对外资产比例的减小以及银行自有资产的增加都能提高银企系统对抗风险的稳定性，企业间的风险传染渠道在触发整个银企系统崩溃上作用明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不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加之大国间经贸关系转变，引发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加剧和管理难度上升。中国由于外部失衡而累积的大量外汇储备与韩国、新加坡具有较高相似性，而外汇储备大幅超出流动性需求而延伸出较强投资性需求又与资源出口国具有相似性，这些国家外汇分类管理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中国需要依据国际收支交易、汇率干预、金融风险防范和保值增值等目的，将外汇储备划分为流动性储备、战略性储备和投资性储备三大层次，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厘清管理机构职能，加快建设优质主权财富投资机构，选择不同的部门和策略进行分类最优化管理。

基于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探索企业投资行为，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政治关联与企业投资规模及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企业投资规模上相较于宽松货币政策，紧缩货币政策会减少企业的投资规模，而政治关联会对这一关系产生负向影响；当考虑企业投资效率时，紧缩货币政策会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投资不足，而政治关联的存在可以有效削弱二者之间这种负向效应，进而缓解紧缩货币政策对投资不足的正向作用。因此，政治关联的构建并没有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长期甚至会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基于2012—2017年中国35家商业银行的表外理财业务研究了影子银行业务对银行表内存贷款业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负债端，理财市场可自主定价的利率迫使存款利率上浮，但是商业银行个体的表外理财业务规模显著减缓了上述不利影响。在资产端，表外理财业务通过干扰表内信贷风险结构的优化调整，进而增加了表内信贷业务的潜在风险。

基于我国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是财政支农、涉农信贷和农业保险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财政支农的增收效应有所增强，农业贷款的增收效应则无显著变化；三是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的协同作用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与涉农信贷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四是财政支农有助于撬动涉农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优化财政金融安排，形成财政金融支农有效协同的体制机制。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反事实分析框架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发现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更有可能参与金融资产配置，使用互联网会显著提升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0.64%；通过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刻画互联网的不同使用程度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差异，发现互联网使用程度在0.75处理水平之前起促进效应，在0.75处理水平之后起抑制效应，且仅在0.6处理水平之前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使用互联网只能是促进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强心剂”，而并非“持效药”。从作用机制检验可知，金融素养在互联网是否使用和互联网使用程度对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中都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为24.2%和32.1%。

在探讨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力配置能力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区域视角看，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本配置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加依赖数字经济的劳动力配置效应。为进一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当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服务应用，因地制宜完善各地数字经济和资源配置政策，努力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基于2005—2018年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了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及各项子指标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投资动机交互项，进一步考察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不同动机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治理水平总体上促进我国OFDI的进入；分指标来看，沿线国家的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权稳定性和无暴力、监管质量等指标显著吸引我国的直接投资，话语权和责任指标则相反。引入交互项后发现，当基于市场寻求和劳动力寻求动机时，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OFDI的进入有正向作用，而基于资源寻求动机时，我国OFDI更偏向于流入政府治理水平较差的国家。

采用格兰杰因果网络和信息溢出指数对申万一级行业指数的日收益率数据进行分析，构造了我国股市的行业网络关联度指标，使用Logit模型考察了网络关联度对股市下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格兰杰因果网络能够较好地对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判断，对2007年和2015年两次股灾均有信号提示。两个网络关联度指标及有色金属行业的净对外溢出度均对股市下跌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且预测能力会受到牛熊市和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结论揭示了网络关联度的上升伴随着系统性风险的累积，从而带来股市下跌风险的增加。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基于企业的三元关系探讨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营风险在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投资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发现，三元关系中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金融投资显著正相关。在议价能力弱、市场地位低的样本中，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政府与企业合作（PPP）项目的股权比例结构，反映了在项目谈判过程中社会资本与政府之间对于项目资本金出资比例的博弈结果，也反映了社会资本股权投资的意愿，是衡量其对PPP项目参与度的重要量化指标。通过访谈调研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中南地区某省和全国PPP项目股权比例结构影响因素及规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PPP项目合作期限对社会资本参与度成负效应，东部地区PPP项目中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更高，人均财政收入较低地区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参与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