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将绿色债券纳入央行中期借贷便利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探究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如下：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后，中性企业也会倾向于绿色转型以获取更低成本的金融资源；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将AA级以上绿色信用债券纳为合规担保资产，会释放对绿色创新的激励信号并引导相关企业绿色转型。机制检验发现，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降低了相关债券资产的发行利差，使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并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央行担保品绿色金融政策激励了低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

海外投资保险的政治风险防范功效在中国有待进一步释放。对此，实践与理论多寄望通过成文规定来促使中信保独立“消化”政治风险。然此种认知忽视了公司资本等现实制约，存有矮化商业属性的逻辑瑕疵。参考域外经验，发掘海外投资保险的商业性对中国而言同样必要、可行，但鉴于商业保险机构在交易费用、稳定性等方面的劣势，商业性的肯认宜被解读为官方承保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间的公私合作。主要从必要性、可行性等维度证成了前述结论，并立足于经济法与商法的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联动，框架性地讨论了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引导、保障海外投资保险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的融合。因此，主张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应以政策性与商业性的融合为主线，一方面借由特别条例差异化规制官方承保机构和商业保险机构，另一方面通过更新内外法源夯实代位求偿权利。

基于2007—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在核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引入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视角下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效应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并可以利用包含三条路径的有限混合模型进行异质性特征的详细刻画；第二，将绿色信贷作为伴随变量引入有限混合模型后发现，绿色信贷可以增强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研究期内近一半的省份发生了路径转换，且绿色信贷是推动这些省份发生路径转换的重要因素。

期货市场双向开放势在必行，但如何运用数据法实现期货跨境监管将成为新的挑战。目前中国期货跨境监管合作存在数据壁垒，加之基于中国“穿透式”监管理念，中国的监管模式或将违反他国的隐私法案，同时中国数据出境制度尚不完善，或将影响中国有套期保值需求的实体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域外金融监管机构通常以“替代合规”和数据共享协议等方式应对事前监管和事后问责中的数据难题；域外交易所通常与境外投资者签订其母国的数据保护标准合同。对此，首先，中国可确立事前监管原则并试点引入“替代合规”制度，同时应积极探索国际监管合作机制；其次，中国可构建数据“白名单”与“黑名单”以提高中国实体企业实现期货跨境交易的效率，并建立健全中国市场主体的数据合规机制；最后，中国应对标国际标准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境外市场主体，进而倒逼境外市场主体遵守中国数据监管之要求。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财富水平及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特定样本、处理极值样本以及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以通过促进居民家庭创业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进而使居民家庭财富增长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进一步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城市、一线城市家庭和老年家庭的财富提升作用更强，且对于家庭财富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城乡之间、不同城市规模之间及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移动互联网使用深度可以显著提升家庭财富水平并缩小家庭财富差距。

以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共33989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对企业ESG表现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提高ESG表现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作用主要是通过股权融资、商业信用和金融信贷三种融资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高质量的ESG表现更有利于缓解2016年及以后的民营企业、重污染企业和沿海区域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小规模企业存在一定的“规模门槛”。

以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调整具有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银行行为的重塑，包括调整分支机构数量、高管占比和高学历员工占比等。这三种机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银行行为的调整会放大数字化转型对负债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对银行负债端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具有异质性，因银行类型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而异。

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了成熟型双边市场特征，但由于其较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更加具备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形成了显著的行业壁垒。自2010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多部规章和多份规范性文件来规范第三方支付市场，不断完善对支付机构的监管举措。以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龙头企业的“结构-行为”为分析出发点，引入双边市场的平台概念，运用微观经济模型推导，解释集团内部交叉补贴是形成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掠夺性定价的原因，针对掠夺性定价的具体危害以及当前存在的监管难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规制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不当竞争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