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本国货币趋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则在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首先下降，之后逐步趋向稳态水平。外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则相反。更高水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本国生产率冲击会加剧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不会加剧汇率波动，但是外国生产率冲击则会降低本国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且汇率波动也不会加大，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抑制汇率波动，并隔离外部冲击。

随着ICO、大数据征信、量子计算、数字货币等新兴金融场景广泛应用，其所蕴含的技术应用风险加速助推金融监管数智化转型。然而，当前金融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如何突破数字金融瓶颈、如何匹配技术金融场景应用、如何实现向数据决策型监管转变、如何应对“三流”集中演变风险等诸多新难题和新挑战。为防控新技术应用、新业务模式、新产品服务衍生的数字金融业态供给风险，应考察数字金融的发展和监管现状，明晰数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机理，革新“数智化”监管理念和范式，并结合业务转型的本质和具体要求，系统构建前瞻性、专业性和穿透性的数智化监管规则及其治理体系，以提升金融数字化监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和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基于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利用反事实分布函数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家庭收入分布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从短期影响看，最低工资显著提高了在10~50分位数收入区间内的家庭收入；对于家庭成员在正规部门工作、家庭劳动力人数占比高、家庭中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最低工资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但从长期效应看，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仅能显著增加在35~55分位数收入区间内的家庭收入。最低工资政策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但对于收入分布底部的极度贫困人群影响不大。

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实证探讨了大气污染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表明空气污染会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国有企业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中，空气污染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被显著强化。利用2016年京津冀地区“禁煤令”政策所产生的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总部所在城市颁布环境规制措施后，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通过引发“外资股东驱逐效应”“海归高管驱逐效应”“资本投资驱逐效应”，促使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降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随着企业总部所在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增加，持续降低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会对企业存货周转效率与盈利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整理的金融科技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过程中起到了强化调节作用，因而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银行信用风险。对比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渠道，发现金融科技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比较显著，而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外，将金融科技创新划分为六个子类别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移动交易类金融科技创新比区块链、物联网以及网络安全类金融科技创新更能显著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

考虑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二元权利保护架构下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影响，金融消费者的主体资格认定应当采用实质标准，同时回答“什么是金融消费者”与“为什么是金融消费者”两个问题；金融消费者的专有法定权利边界应当限于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明确的八项法定权利之内；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规范体系所辖的市场规制保护规范、企业自治保护规范、私权救济规范等应当考虑各自的法律地位而具有不同的适用逻辑。机构改革后，为贯彻落实“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政策，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监管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中央层面应当以党政联合立法形式出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地方层面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可以采用“1+N+2”立法体例与前者相衔接。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媒体感知指数，研究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政府环保补贴、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该结果在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测度方法和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后仍然稳健；随着政府环保补贴和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且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管理层情绪消极以及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企业，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考察了数字技术应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可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激发股东治理动机、抑制管理层非理性决策行为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抑制股价崩盘风险；数字技术应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场景下尤为明显，且仅在数字技术介入的网络投票表决形式下才存在显著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