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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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齐鸣, 曹甜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4-11.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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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2007~2016年中国 53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 GMM估计方法，研究银行融资流动性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以及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对风险的影响，得出结论：短期流动性风险较低的银行风险承担较大，但 NSFR监管通常限制银行在资金流动性风险较低时承担更多风险，且 NSFR对区域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更显著。因此，在改善银行流动性的同时，可以采取 NSFR监管来限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引导银行稳健运营，但同时应当针对不同类型银行采取差异性的流动性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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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结构、金融资产选择与投资组合有效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李超伟, 万佳乐, 秦海林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12-18.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2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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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微观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收入结构对资产选择及投资组合有效性之间的异质性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及内生性检验研究表明：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参与股票、基金与国债的概率就越高；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对于股票与基金两种风险资产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营性收入的占比对于基金与国债的显著性水平高于股票；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对于三种资产在 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增加资产配置的投资组合有效性；其他三类收入比重的增加，均对投资组合有效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与投资组合有效性，不仅需要从收入水平入手，更应重视收入结构的调整，着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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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情绪会影响股票市场的误定价吗？——基于上证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刘维奇, 武翰章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19-25.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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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03~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反映投资者情绪的综合指数，结合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分析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误定价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股票市场整体存在误定价，在模型加入情绪因子后，股票的误定价消失，表明投资者情绪确实与股票市场的误定价有关。进一步分析得出，投资者情绪与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正相关；我国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与基准相比存在被高估的情况；乐观的投资者情绪是股票市场误定价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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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研究

王翌秋, 王昊宇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26-32.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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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满巢期城乡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了子女数量内生性问题,准确识别出满巢期城乡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因果效应。研究表明: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的利他主义动机与遗产性动机,处于满巢期阶段的城乡家庭会因子女数量的增加而调整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策略,增加房产的持有,同时减少金融资产的持有,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满巢期阶段,家庭会调整其持有的资产组合，以调节因子女数量变化所带来的父母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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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模式研究

汪川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33-37.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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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我国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制约因素逐渐增多，政策有效性备受挑战。本文通过带有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模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单纯的货币政策导致较高产出和通胀波动性，从而导致较大的福利损失，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可以降低福利损失水平。不仅如此，相比前瞻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后顾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较好稳定性，无论是产出缺口还是通货膨胀变量的波动性都较小。因此，以福利损失度量，后顾型的宏观审慎政策明显优于前瞻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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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波动——基于中国16家上市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

高洁超, 袁唯觉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38-43.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6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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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 16家上市银行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资本充足率监管和货币政策利率调控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收紧与资本监管趋严都会对银行信贷产生负向影响，但是二者的作用方式存在明显区别；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直接引发银行信贷收缩，而资本监管标准的趋严无法直接、显著地作用于信贷，必须藉由货币政策变动才能发挥效果。因此，本文建议：应谨慎使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资本监管的交叉作用、合理把握调节力度，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双稳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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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政策会减轻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吗？

卢宇荣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44-52.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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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促使当前政策当局对两种政策的使用都比较积极，总体政策有效性相对没有政策协调时得到了明显加强。这些相互作用强化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意味着中央银行具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但是也需要有相应措施来确保每个政策反应函数关注各自的主要目标。本文在对逻辑框架进行简述的基础上，刻画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及其与宏观审慎当局最优化问题的相互作用，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应在考虑对信贷供给影响的前提下维持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宏观审慎当局的整个目标权衡造成影响，宏观审慎当局允许货币政策变化通过非中性的风险承担渠道对银行稳健性产生影响，故而即使是在存在宏观审慎工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会影响金融稳定。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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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商品期货价格：因子构建及关联分析

郭净, 周亮, 肖坚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53-58.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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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具有复杂性，这也决定了其与商品期货价格之间关联的复杂性，而两者之间的关联还未被完全揭示。本文选取 2010年 7月至 2017年 7月 13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月度数据和中汉商品期货综合指数，运用因子降维和主成分分析法将宏观经济变量提取为增长因子、货币因子、生产因子和 M2四个因子，接着分别运用 VAR模型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法对四个因子与商品期货价格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商品期货价格而言，增长因子对其影响较为轻微，货币因子对其有极其显著的影响，而生产因子和M2的作用则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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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本地市场效应估计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59-64.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09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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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 42个主要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国家作为样本国家，以 Krugman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为出发点，选取 2000~2016年我国与样本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数据，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检验我国与样本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与 42个样本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双边贸易中 HS90、HS85以及 HS30都存在本地市场效应，HS88和 HS84则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本文有关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战略提供了新思路，对实施扩大内需、加快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开放和推进其贸易的结构调整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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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聂嘉琪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65-72.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10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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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层级政府政治目标冲突的框架，本文以我国沪深 A股重污染行业 2010~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进一步按照环境规制划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高环境规制地区，中央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低环境规制地区，地方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显著负相关。因此，制定合适的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对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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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回归还是重塑？

王宇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73-75.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11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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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从伯南克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使中央银行从最后贷款人变成最大交易商，到耶伦启动退出计划，推动美联储进入加息缩表通道，稳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较好实现货币政策双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再到鲍威尔将在其任内继续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完成货币政策正常化，期间金融监管政策可能面临调整，这是一个历史轮回。当前，鲍威尔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压力和货币政策转折方面。对美联储来说，这一历史交替是回归还是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鲍威尔的政策思路和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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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发展现状及其监管问题研究

曾燕妮, 张浩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76-81.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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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代币发行（ICO）是指通过发行加密代币的方式进行融资，其随着区块链发展备受关注。本文在分析ICO发展形势及其优势的基础上，探讨了ICO快速发展中面临的无序发展、参与门槛偏低、市场投机氛围严重、发行门槛低、各类风险聚集等问题，并对近期ICO的监管措施及“金融安全优先，金融创新次之”的监管新思路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监管经验，对我国ICO监管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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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效应：银行与平台努力水平与利润分配契约

汪克峰, 石岿然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82-86.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13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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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供应链金融发展迅速，银行与B2B平台合作已经成为主流模式。本文基于银行与平台双向道德风险的视角，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对银行与平台合作时努力水平存在互补情况下的利润分配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银行与 B2B平台的合作过程中，双方付出的努力水平都会随着对方付出努力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且存在使得各自剩余份额最大的努力水平；最优剩余份额是由成员的相对重要性即谈判话语权唯一决定的，随着自身在授信审查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的上升而增加，但是最优的剩余份额分配偏离帕累托最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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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健康养老产业与保险业融合模式研究

燕妮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87-91.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14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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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到 2020年以至本世纪中叶的“新时代”，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备受关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使命下，以及国家制定政策以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健康养老产业的背景下，保险业与健康养老产业的融合对保险业和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均有重要作用。通过与健康、养老、医养相结合，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后降低自身的赔付成本，并能够为医院带来稳定的现金流、降低消费者的支出；可以通过运营养老社区获取服务费、房屋月费、保险费、理财产品收费等，实现更多盈利。在保险公司的支持下，健康养老产业也将进一步发展，使行业参与者及最终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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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模式比较及对江西的启示

张文君, 周瑞芳

金融与经济. 2018, 0(03): 92-96. https://doi.org/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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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项新鲜事物，经历了引导期、规范期与成长期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倍受各地政府的热捧，规模和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江西的政府引导基金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在梳理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历程、比较多种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模式，分析政府引导基金从地方政府到创业企业形成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在市场化手段、项目投资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和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四个方面对江西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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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0卷, 第03期　
刊出日期：201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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