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市场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常态，本文分析了我国“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情况以及 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情况，认为目前我国各方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适应性有所增强，强调应培育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化意识，并从浮动汇率总是有涨有跌的、汇率涨跌都是有利有弊的、经常项目逆差不等同于汇率贬值、汇率贬值不代表资本外流、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等层面进行了解读。

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做好防控金融风险工作，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基层人民银行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文立足实践，阐述了近年来基层人民银行在着力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方面的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防控金融风险亟待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如金融发展路径的惯性依赖、部分金融市场法规滞后或缺失、金融监管滞后和监管资源分散、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和不平衡、金融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创新不规范和不透明等问题。最后，本文围绕基层人民银行如何做好金融风险防控工作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应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提供了思路。

新股发行普遍存在抑价以及IPO真实价值不确定的现象，使得媒体报道影响IPO定价效率的机制并不清晰。本文从上市首日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以 2010年 12月~2016年 9月在深圳交易所主板上市的 431家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前媒体报道的信息并没有完全反映在IPO发行定价中，投资者基于上市前媒体报道信息解析出新的信息反映到二级市场IPO价格中；上市前媒体报道通过影响上市首日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IPO首日收益率。上市前媒体报道与IPO首日收益率的相关性并非仅由发行定价的抑价造成，而是由发行定价的非有效性造成。因此，在IPO发行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上市前媒体报道信息，提高发行定价效率。

经济学研究强调的是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识别而非统计上相关关系的判断，然而由于传统的统计推断方法在识别因果关系时存在某些弊端和不足，于是可以更加有效识别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新兴研究范式“因果推断”开始兴起。以此为契机，本文以统计推断和因果推断为主线，阐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由传统的统计推断得到的因果关系是否可靠，以及什么是基于随机实验思想的因果推断新风尚等重要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相关问题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进而选用更加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科学探究。

本文将中国证券市场中上市企业分为主板企业和中小板企业两类，实证研究 2008~2016年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这两类企业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参与了主板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主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显著的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关系，与主板企业的长期负债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机构投资者在中小板企业公司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机构持股比例与中小板企业的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不存在相关关系。

构建一个惠及全民的金融服务体系对于促进包容性金融减贫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国际组织在金融扶贫中的金融产品创新经验，分析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金融信贷产品期限与农户需求周期错配、金融产品供给单一与农户金融需求多元失衡、农村地区抵押担保发展滞后等。国 际组织金融扶贫创新的主要做法，对我国金融扶贫具有启示意义：一是推广数字金融服务，满足农户多元化金融需求；二是创新信贷担保方式，增加农户抵押资产性收益。

扶贫贴息贷款与利益联结机制的创新结合可在短期内为贫困户实现有效增收，因而成为多地扶贫工作的抓手。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在信用社、政府、企业与贫困户多方互信基础上，其中基层政府与贫困户的信任关系尤为重要，当前扶贫贴息贷款遭遇贫困户不敢贷、不愿贷的困境即受此影响。基于巴伯的信任理论，信任是对文化、责任、能力的期望，因此基层政府需积极应对，以政府转型促进信任关系转型，以扶贫成效重建政府公信力，以产业发展强化信贷经济基础。

我国金融扶贫的法治保障滞后于金融扶贫的法治化需求，金融扶贫法治保障缺乏基本法律统领，金融功能发挥不充分，金融扶贫主体参与度不够，普惠金融扶贫基础薄弱，贫困人口宪法权益保障有待加强，主要原因在于行政逻辑主导下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扶贫法治保障问题背后的资本逻辑弱化。据此，本文认为应贯彻正确的金融扶贫法治理念，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施精准扶贫，制定金融扶贫基本法，加快信贷扶贫和保险扶贫立法，夯实普惠金融法律基础，推进普惠金融法治建设。

基于 2000~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独立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独立的非显著正向作用，金融发展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减弱，而环境规制在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区域层面上，金融发展、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间与区域内异质性。因此，政府只有在发挥金融发展作用的同时，根据各个地方实际情况调整环境规制政策的力度，分区施策，才能更有效地优化产业结构。

本文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为例，基于 2002~2015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和回归方法，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研究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集聚程度下的双重门槛效应。金融集聚过高或过低都会使得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当金融集聚程度处于一定范围时，才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1870年成立的德意志银行本身就是世界银行业发展的缩影，在曲折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早期的德意志银行充分利用企业股份制度和德国对外扩张的机遇，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世界级大银行，但两战期间却陷入低迷期。二战后，1957年合并后的德意志银行致力于恢复国际业务，并通过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逐步蜕变为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型银行。2008年以来，德意志银行受累于次债危机，又陷于多种丑闻，正艰难度日，但以古鉴今，笔者相信德意志银行会安然度过危机，并获得新的生机。本文研究发现，德意志银行在战略布局及执行力、多元化经营、科技运用、公司治理与风险控制等方面均有得意之作，对国内商业银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合规管理之败笔也为国内银行敲响了警钟。

反欺诈机制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制度，与信息披露制度同被视为现代证券法的基石。本文通过检视我国的反欺诈机制，发现存在内涵阙如、外延不周、概念混乱以及体系畸形等问题。反思证券监管的法理逻辑，借鉴美国反欺诈机制的历史经验，我国反欺诈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重构证券的学理概念，将任何与证券有关的欺诈行为都纳入调整范围；二是厘清证券欺诈的内涵和性质，采用“二元利益观”将侵害投资者利益和市场秩序的行为界定为证券欺诈行为，明确证券欺诈特殊侵权之属性；三是引入反欺诈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反欺诈机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四是规定反欺诈机制的域外管辖效力，明确“行为加效果”的认定标准。赋予反欺诈原则“明示诉权”效力，使其成为证券欺诈诉讼的纲领性规定。

在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经贸格局面临“新调整”背景下，中国提出了致力于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并需要金融大力支持的“一带一路”新理念。本文创新性地从辩证发展的哲学方法论角度研判新形势下金融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活动，用历史性、阶段性的观点把握国家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金融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从四个逻辑理路对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动进行系统研判，并对新形势下金融支持“一带一路”相关活动提供了政策建议。

汇率波动与利率波动存在强正相关关系，离岸利率影响离岸汇率走势，离岸汇率是在岸汇率的先行指标，通过利率政策来调节汇率走势是各国通用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成本和历史交易数据，分析离岸利率抬高后外汇交易成本的变化，探讨离在岸人民币汇率与离岸利率波动的关系，并测算了为维护汇率波动稳定应该设定的合理的离岸利率水平。

线上信贷产品的发展，使信用报告查询电子授权的法律效力成为讨论焦点。本文建议权衡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和互联网金融发展，在原则上承认电子授权的法律效力，并设置相关标准，使电子授权具备手写签名或者盖章的重要功能，即“识别签署人的身份”和“表明签署人知晓并认可所签署内容”，并具备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呈快速发展态势，也备受国家各部门的高度重视，从政银企三方视角进行突破是重要途径。本文以安义县 4家银行机构和 3户中小企业为样本，通过走访调研、问卷调查以及数据分析等方法，对该县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政银企三方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融资额度小、期限短、利率高、政策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条件制约等仍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供需扶三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