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2006—2018年上市银行数据和非金融行业数据，以同业业务为主线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指标进行结构划分，探究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银行流动性创造对经济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非同业流动性创造对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同业流动性创造对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第二，相较于大型国有银行，中小型银行同业依赖性强，流动性创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较低。第三，应用HP滤波方法所测度的过度同业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无显著影响。第四，2016年“一行三会”出台的规范同业业务政策有效控制了过度同业流动性创造问题，并提升了同业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

基于全球99个发展中国家2010—2017年的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提升沿线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作用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沿线发展 中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沿线发展中国家的GVC地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虽 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沿线发展中国家金融供给规模和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但未能通过这一途径带动GVC升级，说明这些国家的金融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加强政策沟通并深化金融合作仍是今后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方向。

当前我国信用债市场存在因监管差异导致的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分割，两个市场在投资者结构、托管结算、交易机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即便同一发行人如果选择不同的发行场所和债券 品种，也会存在不同的发行成本以及二级市场不同的估值水平。通过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总体来看，交易所市场定价低于银行间市场；从同一发行人在两市场分别发行的债券比较来看，交易所市场定价高于银行间市场，且评级越高、差异越大。未来可以从厘清不同市场间法律法规关系、扩大政府信用支持债券跨市场发行规模、强化产品创新和市场流动以及优化投资者结构、支持较低评级信用债市场发展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定价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以2010—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终极产权性质，深入考察社会责任履行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客观表现、传导路径及其价值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社会责任履行因兼顾企业与相关者利益而发挥战略效应，通过“信息不对称”和“异质性风险”两条中介路径降低了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又会使“资源配置效率”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遮掩效应。但其综合作用正面影响大于负面作用，即社会责任履行能有效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且其资本成本效应可提升企业绩效。二是社会责任履行的资本成本效应、价值效应具有终极产权性质差异。

基于我国A股2011—2018年32家上市商业银行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机理问题。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经营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在区分银行异质性后发现，相较于国有和农村商业银行而言，全国性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绩效增长更加明显；经过机制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银行通过调整债权结构进行债权治理从而提高了经营绩效，银行债权治理的中介效应存在；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此外，拓展性检验发现，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围绕银行信贷投放、风险承担、盈利能力、监管效率以及跨国传导五个方面对这一领域国外前 沿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具体来看，近期信贷渠道和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逐步从现象描述转向结构性特征的分析，特别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学者们关注了宏观的周期性和制度性因素，以及银行层面的治理结构、资本缓冲水平以及流动性管理等特征因素对两种传导渠道微观机制的影响。此外，部分学者关注了危机后货币态势调整与银行利润水平和监管效率之间的一些非确定性关系，并分析了其对银行长期决策机制的可能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货币政策通过跨国银行或国际银行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的新渠道。最后，结合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体系行为影响的一些特殊机制，简单展望了后期国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

以201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企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整体上 可以显著推动以全要素生产率量化的中国制造企业升级，而且随着政策稳步推进，正向推动作用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基于价值链理论，进一步将我国制造企业划分为低端制造企业、中端制造企业、高端制造企业，从技术创新视角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类型制造企业的影响效果和路径，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高端制造企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依次是中端制造企业、低端制造企业。

利用全国338个城市房价和创新水平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行了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总体来看，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分城市类型看，差异较为明显：一线城市的房价及上涨率对创新均起到抑制作用，房价对二线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在三四线城市为正；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上涨率与城市创新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即在低增长率情况下促进创新，高增长率情况下阻碍创新，但在四线城市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房价城市，房价涨幅过大会加 剧对创新水平的抑制效应，涨幅较小则有利于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分类调控、因城施策”有利于不同类 型城市实现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一线城市应实行房价和涨幅双控制，二三线城市主要把涨幅控制在合理范围，四线城市可适度促进房地产发展，但应避免 “脱实向虚”的现象发生。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跨境支付业务的高速增长。但是，传统的跨境支付存在诸多缺陷，亟需技术突破。基于区域经济联合体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事实，利用区块链的去中介化分布式数据库、P2P传输、智能合约、加盖时间戳的数据版权和共识算法等核心技术建立区块链式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在区域经济联合体内部，通过达成一致性共识的区块链式法定数字货币的自由流通来解决跨境支付问题。研究过程表明，实物价值评估系统实现法定数字货币控制权，实物价值评估对象包括企业资产规模、交易数据以及国家经济实力水平数据，这必须依靠经济实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完成；联盟链运行机制依靠投票系统完成，用于解决区域经济联合体在实际交易中产生的群体决策内容。

从经世济民的中国经济观出发，通过对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特别是次贷危机和经济结构虚化的分析，结合美国运用经济人理论的实践，认为由于美国经利济资的经济观及其政策既不“经世”更不 “济民”，决定了美国历次危机的势所必然；通过对美国当下金融困境的机理模拟，指出美国有可能从股市熔断开始，经过生产熔断，进而发生经济“缩胀”，并引起百年巨变。这从另一角度体现了西方经利济资经济观的局限性和中国经世济民经济观的普适性。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西经济观及其实践的区别，提出了当前落实经世济民经济观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在我国企业宏观杠杆率逐年攀升，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企业债务风险增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通过选取2003—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在金融周期与企业债务风险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周期与企业债务风险呈反向变动关系；金融周期处于扩张期时将引起融资约束的下降进而会降低企业的债务风险，融资约束在金融周期对企业债务风险中起到中介作用。

使用我国31个省份2009—2016年数据，实证分析金融发展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以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单门槛，以城镇化率和建设用地规模作为门槛变量时表现为双重门槛；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正效应更大；迄今为止，我国迈过高质量发展门槛的地区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