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金融资本超额回报率和实体经济虚拟化的典型事实，以2008—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融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企业的金融化普遍以市场套利的挤出效应为主，而不是通过资金储备动机的“蓄水池”效应反哺主业；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中，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差异，金融化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国有企业。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上述研究结论为金融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引导资金“脱实向虚”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作为政策和市场手段是驱动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引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Tobit回归对2006—2017年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发展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市环境规制、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省际差异有所扩大；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总体从极度失调类向严重失调类过度，但整体水平不高；严重失调类中经济发展与落后省份分别表现出环境规制滞后型和金融资源配置滞后型特征，极度失调 类省份均表现出环境规制滞后型特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资源禀赋对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政府应针对不同耦合失调类型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提升相应省份环境规制水 平和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实现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目标。

为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顺利实施，人民银行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政策。资金支持政策的设计主体是中央银行，激励对象是农村信用社和省级政府，体现了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原则的要求，通过赋予激励对象自主选择权、实施持续正向激励、全面激励和行为结果激励，建立可置信威胁制度等，强化资金支持与改革成效挂钩的政策安排，促进了 “花钱买机制”目标的实现。

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分离检验的视角出发，对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经验验证，以深入探究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普遍亏损的深层次原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进行分离检验，并利用Heckprobit模型和Bivariate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中同时存在正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即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群体越倾向于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但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群体医疗服务利用率更高。同时，年龄和吸烟与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之间显著负相关，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者集中于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和城市居民。因此，在健康保险经营过程中，应注意规避道德风险，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减少赔付损失，并充分挖掘潜在消费群体，提高盈利水平。

基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来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建立稳健标准误下的普通回归和处理效应模型比较医保的健康效应在居民中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医疗费用支出水平下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医保会显著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医保的健康效应通过影响居民的锻炼情况、住院行为、医疗费用支出等途径来实现，其对不同收入层次及不同医疗费用支出水平下的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具有差异性，健康效应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降低，随着医疗支出的上升而增加，对低收入及高医疗支出群体的健康改善效果尤为明显。

在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下，以引入风险冲击概率的拓展OLG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2007— 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养老保险缴费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对不同产权性质、创新能力及工资水平的企业存在异质性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对两者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即融资约束加剧了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且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现金流充裕程度和外部融资成本两条路径实现调节机制。

选取长江经济带的三个城市群2008—2017年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从四个维度构建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群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就直接效应而言，对长三角城市群的促进作用最强，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居于末位；从间接效应的角度看，除长三角城市群外，其余两个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尚不显著。在城市群一体化的作用下，三个城市群内技术创新对本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进一 步分析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的政府竞争时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

运用2001—2016年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环境改善对FDI质量影响的双重效应。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改善对FDI效率和FDI绩效提升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FDI绩效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制度环境改善对东部地区 FDI绩效的正向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此外，制度环境对FDI绩效的促进作用还存 在门限效应，呈现出U型变化结构，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阈值，FDI绩效仍旧对制度环境改善 具有正向反应弹性。因而，全面改善营商的制度环境将成为日后我国提升外资利用质量的重要改革方向。

以2014—2018年新三板挂牌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违规行为对企业增长机会价值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财务造假、非正当关联交易与道德风险违规行为，对目标企业实物期权价值产生直接而显著 的负向影响，并且削弱技术创新、盈利能力与成长性对企业实物期权价值的正向作用。在分组回归、替换变量和更换模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这一研究揭示新三板企业违规行为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作用，为监管机构规范新三板企业运营机制，防范违规行为倾蚀企业增长期权价值，提供实证借鉴依据。

基金在每个报告期内买入又卖出的交易称为未报告交易或期间交易。利用我国2767只证券投资基金在2011—2018年的数据，研究了期间交易的特征，及其对基金业绩的贡献。研究发现，期间交易可以使基金回报率平均增加1.3%，对基金业绩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地，从市场因素、基金特征、被交易股票特质和基金经理个人特征等方面解析期间交易业绩的来源。结果显示，市场层面因素对期间交易业绩影响显著；基金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基金的投资类别和投资风格，成长型基金的期间交易业绩好于非成长型基金，主动型基金的期间交易业绩好于指数型基金；被交易股票的流动性会负向影响期间交易业绩，而较高的股票回报率和波动率均会使期间交易业绩表现更好。此外，期间交易行为会受到基金经理个人特征的影响，从业时间较长的男性经理表现出更好的期间交易业绩。

通过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创新水平、产业配套能力、市场发展潜力和劳动力成本等7个方面构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部六省产业转移承接能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六省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差距较大，河南省产业承接能力最强，山西省最弱的结论。根据实证结论及原因分析，提出了提高中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