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不同部门杠杆区制转换对金融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效应后发现：各部门杠杆走势存在不同区制特征。区制杠杆水平越高，其波动率越大。各部门杠杆区制转换趋势不同：金融部门杠杆正由高杠杆区制转向中杠杆区制，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由低杠杆区制转向高杠杆区制，居民部门由中杠杆区制转向高杠杆区制。部门杠杆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 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杠杆区制依赖特征。应在厘清各部门杠杆区制及其转换趋势的基础上控制有序结构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重点在于降低非金融部门杠杆和居民部门杠杆。

基于2008—2018年我国36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差分GMM方法实证探究了流动性监管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流动性监管加强前后该作用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激发银行增加风险承担的冲动，而以净稳定资金比例代表的流动性监管能够约束银行风险承担的过度增加。流动性监管可以有效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刺激银行风险承担增加的程度，但对不同类型银行存在差异，其中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削弱效果较突出，并且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流动性监管的削弱效果最为明显。

通过将专利结构根植于创新价值链中，并将金融结构划分为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之间的结构以及中小银行与大银行之间的结构，详细地分析了金融结构对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资本市场所占比重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创新投入的增加，而且也会带来高质量创新的增长。尽管高质量创新所需投入更多，科技研发效率相应较低，但是更容易转化为新产品，成果转化效率相应较高。其次，中小银行占银行业的比重也将促进创新投入的增加，但是却更多带来低质量的创新。虽然单位低质量创新所需投入较少，科技研发效率较高，但是更难转化为新产品，成果转化效率较低。最后，从最终的创新成果即新产品产出来 看，资本市场占比的提高将显著促进新产品产出的增长，而中小银行占比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因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提高我国高质量自主创新、实现最终创新成果增长的关键。

从国家治理角度总结了各国金融科技的经验，围绕金融科技领域各国当局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新趋势和政策问题、金融科技带来的快速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金融科技相关问题和各自任务范围内的参与情况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通过研究，确定了开展金融科技国际合作的关键领域以及需要在国家层面和相关国际组织、标准制定机构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领域和方向。建议进一步加强 数据政策框架的研究，在加密资产、移动支付服务和P2P贷款等方面施行新的国际标准。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解决中小企业受金融服务排斥问题的有效途径。从金融可获得性、使用情况、服务质量与数字普惠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质量指数，运用系统GMM模型研究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与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质量对中小企业融资 效率有显著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于非国有中小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质量对中西部地 区的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影响效果要优于东部地区。进一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质量通过融资 结构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因此，要不断提升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促进中小企业及实体经济的发展。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金融扶贫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总体上看，金融扶贫显著降低了贫困脆弱性，使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降低了7%左右。从时间上看，金融扶贫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程度呈现倒“U”型。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2014—2016年，金融扶贫对降低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果呈现递增的状态。2016— 2018年，金融扶贫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程度略有下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金融扶贫减贫效果的政策建议。

利用陕西省456份调研数据，构建生计资产指标体系，建立多元Logit模型，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与风险承担能力对农户贷款方式选择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承担能力在生计资本对农户贷款方式选择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农户对不同融资方式的偏好不同，目前倾向于信用贷款的较多；正规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信贷之间既相互替代又具有互补作用；农户不同融资方式的影响 因素之间既存在交集又存在差异性。据此提出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提高农户金融知识水平、加大对贷款政策的宣传力度、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秩序的建议。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划分数字经济企业的类型以及如何进行价值评估成为学术界以及投资银行等机构普遍关注的问题。基于数字经济构成类型和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将数字经济企业分为基础型数字经济企业、福利型数字经济企业、融合型数字经济企业以及新生型数字经济企业，然后分析20个数字经济企业的价值评估方法，发现目前国际上常用现金流贴现模型、相对估值法和基于二者基础上的分类加总估值法来对数字经济企业进行估值，最后根据数字经济企业自身特点，提出适用于数字经济企业的价值评估方法，同时根据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现状和价值评估方法，为其建立更好的价值评估体系提供建议。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标测算了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31个省份2011—2017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生态环境效率，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析影响绿色生产发展效率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N”型上升趋势，由生产技术进步驱动，并出现技术效率优化；生态效率整体低于绿色生产效率但有改善趋势；省域绿色生产和生态 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6个影响因素在短期和长期阶段下对其产生不同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其中人力资本有着 “产出增长” 和 “生态改善”的双重影响，是现阶段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

在界定CLO与CDO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了美国CLO市场与杠杆贷款风险联动的机理与传导链条。正常情景下，CLO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CDO有所区别。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在美国监管政策放松、CLO承销标准降低、信用评级机构作用提高和信息披露不透明四大因素作用下，CLO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CDO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再加上杠杆贷款与CLO之间仍旧是底层资产和证券化产品的关系，和危机前抵押贷款与CDO之间的关系并无本质区别。若新冠肺炎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经济衰退不断加深，CLO市场和杠杆贷款之间的联动风险将不断上升，不排除出现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极端情况下，杠杆贷款和CLO市场之间的联动风险可能有三条传导链条。

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运用Logit-Poisson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经营风险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经营风险指数与并购倾向和并购次数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表明企业经营风险与并购行为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显示，代理行为、管理者短视和融资约束在企业经营风险影响并购行为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效应，表明企业经营风险是通过影响代理行为、管理者短视 和融资约束来促进或抑制并购行为。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导致的“爆雷”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选取2012年1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期间我国沪深两市实施了商誉减值计提的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和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会中财务独立董事占比越高，企业的商誉减值率越低，聘请了具有行业专长审计师的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率将更低；当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具有财务背景独立董事的占比越高时，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率的抑制作用越强。因此，企业应尽量聘请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和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进而发挥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和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二者的联合监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