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创业回报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创业收入，即家庭具备的金融素养越多，越不会在创业中亏损。利用工具变量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影响结果仍然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及中西部地区家庭创业回报影响不显著，对高低教育水平家庭、城市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的创业回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以中国上市公司2012—2018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敞口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这种影响存在着非对称的门槛效应。具体为，当汇率风险敞口达到12.4%的门槛值时，企业使用衍生品的边际收益逐步超过其边际调节成本，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由负变正，并在达到19.5%的门槛值之后正向影响变得显著。进一步地，依次替换了部分经济变量进行检验，发现基本结论依然稳健。

为研究证券公司多元化程度如何影响其经营效率的问题，首先运用超效率MSBM模型测算 2007—2018年证券公司的经营效率，其次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证券公司多元化程度进行测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多元化程度对于证券公司经营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证券市场环境的开放水平对证券公司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当多元化程度较低时，证券市场开放对证券公司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当多元化程度超过门槛值时，证券市场开放对证券公司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券公司多元收入正随着 自身专业化的提升而稳步上升；多元化程度对于国有券商与非国有券商效率的门槛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执行以定向增发为主要手段的去杠杆政策，会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弱化大股东分散投资的风险意识，加强其增持动机；会刺激中小股东的搭便车心理，从而致使股权趋于集中，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导致一股独大。对此，基于2014—2018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去杠杆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去杠杆能显著增强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但是对一股独大没有影响。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因此，政府部门在落实去杠杆政策的同时要提前预防一股独大问题；企业部门要主动去杠杆，在合理范围内积极优化股权结构；投资者们要意识到股权过于集中的危害，正确选择投资对象。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卖空机制逐步启动的准自然实验，利用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视角出发，深入研究卖空机制影响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客观表现及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卖空机制降低了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具体来说抑制过度投资，缓解投资不足；从信息不对称视角来看，卖空机制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了非效率投资，并且在公司融资约束较低时，这一路径更加明显；从委托代理视角来看，卖空机制缓解了委托代理冲突带来的非效率投资，具体来看，公司卖空压力较大、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或代理成本较低时，卖空机制降低非效率投资更加明显。

股票的信息效率是指企业特质信息反映到股价中的程度。基于机构投资者共同持有股票形成的“企业形象良好效应”“监督效应”和“信息传递效应”的理论基础，选取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机构投资者联结行为对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联结行为与信息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相较于国有企业，联结行为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有助于提高信息效率；机构投资者的联结行为提高了个股流动性，从而导致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智行为可能减少股价所承载的特质信息，继而减弱了边际信息效率。

以2015—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间接法实证分析了自愿性业绩承诺的签订动机，以及签订动机是否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业绩承诺对公 司并购后12和24个月的股东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自愿性业绩承诺动机的信息观。随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自愿性业绩承诺又主要表现为代理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投资者和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的关联并购交易中，自愿性业绩承诺的信息传递动机更强，并且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更高时，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下自愿性业绩承诺的代理动机也更强。

基于我国2008—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比较分析税率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两者的组合效应。研究发现：税率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均具有激励作用；在企业研发投入方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应大于税率优惠政策，而在影响企业研发产出方面，税率优惠政策发挥的作用更大；两种税收优惠政策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具有替代效应，在影响企业研发产出方面具有协同效应。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政府如何改善税收优惠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选取我国2007—2018年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引用资本劳动比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是房价同比增速影响技术进步方向的中介变量。GMM回归表明房价同比增速有利于在整体上提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进而导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符合“弱诱导偏向型假说”；且房价同比增速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时间异质性，相比于房价稳定上涨期，房价快速上涨时期房价同比增速对资本劳动比和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影响更大。

我国消费金融行业在金融科技（FinTech）背景下由于需求端、供给端、技术端等方面驱动而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消费金融行业在竞争格局上却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商业银行占据消费金融市场主导地位，金融科技驱动互联网消费金融快速发展，但传统消费金融公司市场份额狭小、发展变缓并分化严重。在金融科技时代背景下，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在平台端、资金端、风控端、场景端和科技端存在着诸 多困境，与国外发达国家消费金融公司发展存在着重大差距。对此，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应该从多维度路径破题发展：转换发展思路，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加强公司增资、股东联动以及资金筹集；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促进合规发展；深化消费场景建设，强化消费金融场景的创新发展；增强金融科技核心能力建设，走数字化发展之路。

基于2003—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企业创新能力对商业信用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了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取，原因在于创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越大、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低，企业话语权越重、议价能力越强，创新能力对商业信用获取的正向作用越明显。同时，从超额商业信用视角为这一发现提供经验证据。

以MLF投放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作为新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的代表变量，选用隔夜的同业拆借利率为基准利率的代表，考察货币政策工具对基准利率的影响。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货币政策的调整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对基准利率产生即时影响，且这一影响并非一时的、线性的，而是有曲折反复的、伴随着超调反应的。具体来看，MLF投放的当期就可以对基准利率产生影响，且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我国央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采取逆回购的方式进行货币的投放，对基准利率的冲击效果较为短暂和直接，虽然初期基准利率会受一定冲击，但是投放效果持续性不强。最后，结合当前宏观经济背景对货币政策操作提出建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央行创设了一系列有利于资金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从资金总量和价格进行外部干预，纾困企业恢复生产，稳定未来发展预期，但其逆周期调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需要关注。据此，基于江西省新余市案例展开具体分析，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