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2015年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抵押物对小微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究抵押物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抵押物对信贷约束的差异化作用。同时考虑多重样本选择偏误和抵押物内生性问题的三阶段估计结果表明，提供抵押物将显著缓解小微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在作用机制方面，抵押物的风险约束效应占据主导，风险越高的企业提供抵押物的概率越高，且中西部地区的抵押物风险约束效应显著强于东部地区。虽然提供抵押物能有效缓解小微企业信贷约束，但银行对抵押物的种类要求仍较为单一。

在减税降费政策和地方政府不断创新举债的背景下，探索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方案对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以2006—2018年的季 度数据为样本，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政府债务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门槛模型分析，发现：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债务对提高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具有一定的贡献，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从地方政府债务视角展开；在地方政府债务处于高速扩张阶段，应关注地区信用市场的潜在危机；小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不会显著影响金融生态环境，但适度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在跨过门槛后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且其可持续性的拐点尚未出现。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水平、适当放松政府举债约束的同时谨防隐性债务、强化政府债务高速扩张地区的信用市场建设等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举措。

通过构建基于改进熵权的两阶段DEA—TOPSIS模型，测算了国内77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垂足距离”，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资金组织效率和资金运营效率相对平衡且高效；相较资金组织效率，东部地区的资金运营效率更为高效；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经营效率普遍较低。通过对上市城商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主要经营指标和经营效率均高于其他地区，“头部效应”明显；中部地区的资金运营效率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仍然靠后。

利用2011—2018年全国69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与省份口径的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发展指数进行匹配，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虽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随着金融监管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此负面影响。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并识别和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缓解了个体受到的信贷约束，降低了创业成本，还通过提高个体的风险偏好，促进了家庭创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知识丰富的群体影响更为强烈；对于生存型创业和主动型创业活动，数字金融对后者的影响更大。同时，数字金融对创业活动中的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在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度我国2014—2018年30个省份创新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呈现鲜明的门限特征。在跨越门限值之前，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跨过门限值之后，创新激励效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弱，表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体现了东强西弱的区域非均衡性。

基于2008—2016年中国地级市最低工资和环境规制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环境规制的提高对外资企业撤离的系统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其次，就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低、人力资本低的外资企业容易受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规制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行业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实证结论，对“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与企业发展等展开延展性思考。

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信息，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 规划范围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基于政府对市场干预和股权融资视角的分析发现：与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强地区相比，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弱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更大；相对于未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而言，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其技术创新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效果较为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产业政策的冲击导致实验组企业研发投入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上升，并且对政府干预较弱地区以及进行股权融资的规划范围内企业作用更为显著。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智能投顾基于创新性、效率性及经济性等功能特征，改变了传统投资顾问的业务模式及投资决策方式，我国目前亟待建立并完善智能投顾的监管制度体系。在明确智能投顾制度界定的基础上，探究我国智能投顾发展面临的制度风险，提出应当以促进金融行业发展及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目标，在市场准入、牌照发放、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信义义务及技术治理等维度对制度予以完善，以期契合我国智能投顾发展的市场需求，在实现金融创新的同时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赋能为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首先分析数字化时代小微金融发展新态势，指出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小微金融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小微金融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小微金融服务渠道呈现多元化。随后，阐述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的现状和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数字化时代商业银行小微金融服务创新的五大策略：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模式创新、产品与渠道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及客户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