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带有市场扭曲、包含冲击的生产网络一般均衡模型以阐释市场化、政府治理影响经济韧性的机理，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比较了制度环境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下影响效果的差异。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因素——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效率均在城市刚遭受冲击时对经济韧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在随后的恢复、重新发展阶段影响减弱；政府治理效率在新冠疫情中作用更为突出；市场化总指数在东北、北部沿海、长江中游经济区作用更明显，在东部沿海经济区影响不显著，政府治理效率在东部沿海经济区作用最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等提高企业成本加成，从而使企业在冲击后更有可能留在市场，进而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

从双重金融摩擦视角，分析数字金融作用于资本要素错配的机理，并利用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的作用效果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资本要素错配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从数字金融三个维度分析，该结果仍旧稳健；数字金融对资本要素错配的作用效果会因为所有制结构、资本配置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数字金融通过作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金融摩擦影响资本要素错配，供给端摩擦对资本要素错配的影响更大，且数字金融与供给端摩擦也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

以第三方ESG评级机构Bloomberg公布的企业首次ESG评级作为外生冲击，以2000—2021年沪深A 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引入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评级软监管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作为市场软监管的ESG评级事件冲击，对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结果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事件通过金融资源错配和数字化转型两种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发展质量。

碳普惠制是针对公众和小微企业等群体实施的增益性绿色低碳减排制度。环境利益保护、风险预防、公众参与和增益受偿等环境法理论为该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规范解释。在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视角下，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技术有助于纾解碳排放监测与核证、温室气体自愿核证减排量交易以及碳普惠运营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制度问题。然而，在技术赋能过程中仍存在着数据安全、智能合约和碳普惠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忧。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信息保护规则和责任救济规则，明确智能合约作为新类型合同和碳信用作为新型权利的法律地位，并建立实质性解释标准与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碳普惠合规自治与行政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以确保碳普惠制可持续发展。

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从资源管理能力视角出发验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资源管理能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绩效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条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及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基于市场情绪视角与过度反应理论，探究市场情绪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表明，市场情绪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N型非线性影响，经过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情绪通过提高股权收益和产品收益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存在阶段性特征。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N型非线性影响依然显著存在，其他行业则存在U型、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和上市成熟期的企业存在N型非线性影响。

实现“双碳”目标不仅契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大趋势，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历史任务，这必须靠强大的数字绿色金融作为支撑。目前应用到绿色金融中的数字技术主要有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元宇宙等。由于数字技术在绿色金融中的应用，会打破原有的绿色金融生态，改变其发展模式、业务流程和管理方法等，存在绿色金融资源配置不到位、服务对象的数字基础较为薄弱、绿色金融数据相对孤立、数字技术运用程度不高等问题。实现数字技术较好赋能绿色金融发展目标，应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客户优选数字化、完善绿色金融数字化风控体系、深化绿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绿色金融数字化管理和打造数字绿色金融数字生态。

以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家庭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信用卡使用存在显著的邻里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城镇、大规模家庭和低医疗负担家庭，农村、小规模家庭和高医疗负担家庭信用卡使用的邻里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收入和人力资本均强化了家庭信用卡使用的邻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