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巨灾带来的高昂损失，政府补贴、社会救济等单纯的救济手段显得势单力薄，巨灾风险分散能力明显不足。故而，妥善建立好巨灾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业保险、地震保险、洪水保险三方面对我国巨灾保险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分析我国巨灾保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结合有关巨灾种类，基于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建设带有国家标签的巨灾保险体制的对策建议。

2015年 9月 7日，我国再次深化差别化股利税改革，取消长期个人投资者（持股期限超一年）的股利税。在此背景下，本文以 2015年和 2016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高管这类特殊长期投资者的税收成本变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后，投资者整体面临的股利税降低，公司现金分红水平提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现金分红水平越高，且在代理问题严重的公司更加显著，这有效缓解了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股利税改革对公司治理的正面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省际季度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从经济增长角度揭示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互联网金融发展已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在滞后一期后，互联网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据此，本文认为新时期货币政策应继续关注互联网金融发展。此外，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和财政政策及其滞后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需要注意的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一期后并不一致。

本文首先阐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概念、机理和类型，根据雷曼兄弟破产与欧央行负利率措施的时间节点将危机分为不同阶段，详细对比了欧央行在各个阶段应对危机所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开始日、参与者、开展期限与实施频率等情况。最后，通过对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数据的比较，简要评析了欧央行货币政策运用的效果，认为欧央行较好地减缓了危机带来的影响。但危机仍在持续，更好地解决危机还需要财政政策配合以及成员国的通力合作。

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需多方发力，考虑金融机构作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助方，将其与中小企业和数字服务商纳入同一框架并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利用Matlab 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博弈三方均采取积极策略为系统最优演化稳定状态。企业转型意愿、数字服务定价及风险评估成本、社会声誉收益等参数对博弈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显著。高定价数字服务及高成本风险评估降低了中小企业转型意愿及金融机构支持的积极性。政府应建立数字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对数字服务商投机行为予以惩罚；适当为金融机构提供利率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制定政策加大服务商与金融机构合作力度，提升其积极决策的初始意愿。

在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背景下，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企及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分样本中这种正向关系更为显著，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在较长时间序列中均保持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第三，吸收能力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年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十分显著；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程度极低，并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最突出的问题；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在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提高我国居民家庭对金融素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提升家庭金融福利具有一定的启示。

为探究空气污染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4~2016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PM2.5浓度与人均实际GDP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看，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平均而言PM2.5浓度每增加1%将导致人均GDP下降约1.2%~1.5%；全国层面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呈“倒N”型曲线关系，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政府环境治理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 城市规模差异和区域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人口驱逐效应、固定资产投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是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途径；第二产业占比和交通运输中汽车尾气排放是经济发展对空气污染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分析了信贷市场是否存在“碳泡沫”。结果表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前，银行未充分考虑高污染企业可能面临的资产风险，未对其进行显著的歧视性定价，导致信贷定价存在“碳泡沫”；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后，银行向高污染企业增加贷款利差，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绿色信贷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不同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

通过构建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SR）对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冲击对总产出、绿色低碳产出和环境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碳减排的机制为：第一，厂商提升碳减排技术和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将生产要素由高碳产品转移到低碳产品，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而发挥碳减排效应；第二，政府将CSR 嵌套在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中，会对厂商履行CSR 产生的碳减排成本形成“补偿”效应，进而提升碳减排效果；第三，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会增加经济系统的能源供给，激发履行CSR和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厂商进行低碳生产，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因此，厂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根据厂商履行CSR高低执行差异化的碳减排补贴政策以及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三者协同发展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碳减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