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险逻辑角度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政策效应、虚拟价值、不稳定性及危害性，房地产价格泡沫投资博弈获利会产生“真实金融风险”，但市场恐慌激活的“潜在金融风险”才是影响金融稳定的主因。当经济由高增长转向正常增长速度时泡沫风险矛盾凸 显，房地产定位要及时从支柱产业转变为保障性产业。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都将导致财富转移加剧分化社会阶层，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比金融风险更可能导致市场恐慌甚至形成金融危机。泡沫膨胀与破裂双向风险是调控房地产价格的难点，泡沫膨胀是破裂的根源但也孕育着更大泡沫的破裂，因而在泡沫萌芽时期就应采取市场手段持续抑制泡沫膨胀，在泡沫矛盾尖锐的短期时点只能用非市场手段“稳房地产价格稳到底”，而长效机制是推进房地产改革、去投资属性和构建自律机制。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本文采用2011—2018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在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究竟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利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出于“独善其身”的行为动机最终实现了“兼济天下”的效果。第一，机构投资者持股总体上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以“兼济天下”；第二，迎合社会需求和获取类保险效应以“独善其身”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促进企业履行不同维度的社会责任方面存在非均衡性；同时，相比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这一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20世纪以来，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证券投资基金法》出台和资管规范要求为商业银行托管业务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对银行托管发展新态势的分析表明，当前市场总体集中度不高、业务尚具备广阔发展空间，且托管业务向智能化、一体化、增值型方向转型的具体路径有：一是迭代手机应用程序，二是研发业务集成平台，三是优化流程管理系统。进一步总结归纳RPA机器人、区块链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托管业务中的实际应用，提出了通过顶层设计鼓励创新、加强集成平台建设、储备及培养复合型人才助力托管业务数字化发展的三方面建议。

以碳减排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为研究主体，在媒体关注、碳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的中介模型基础上，引入广告投入这一新调节变量，检验该中介模型的显著性是否会受到广告投入的影响。并采用北京市高污染行业的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逐步回归以及Bootstrap方法验证变量间的中介调节关系，证明广告投入能够显著增强媒体关注对碳减排披露和企业价值的中介作用，降低企业获得绿色投资的成本。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我国2010—2017年28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2SLS与系统GMM进行分析，探究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就业数量与就业工资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工资的促进作用更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中介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水平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就业工资，但并没有通过消费升级促进制造业就业数量。

基于我国2013年起试点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从预防性和治理性两个层面考察了对异质性环保投资的不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碳排放权交易并未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资源支持不足，但显著提高了企业进行预防性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并且其政策效应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

基于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倒“U”结构，其特征满足“威廉姆森” 假说。进一步计算市场潜能的拐点值发现，在不同的空间权重下超过90%的样本位于拐点值左侧的递增区间，这表明市场潜能对本地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且在东部地区表现突出，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在考虑市场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后，本地市场潜能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虹吸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并且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空间竞争”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强烈，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市场潜能对邻近地区争夺劳动力资源的空间竞争有所减弱。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经济集聚与公共服务机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通过集聚效应与公共服务效应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流入，扩大了地区劳动力存量规模，验证了之前的理论假说。

根据美联储数据特征构建LT—TVP—VAR模型，从加息和缩表两个层面实证研究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将主要通过流动性供给冲击和跨境资本流动渠道导致我国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上行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美联储缩表的目的是回收过剩流动性，并促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短期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其长期外溢效应取决于缩表的速度和力度。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金融市场外溢影响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要积极应对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外溢效应，提升金融市场应对非预期冲击的能力，防范外部冲击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以2008—2018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了企业现金股利发放意愿和水平，体现为“投资效应”占主导。从具体作用机制看，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会驱动企业加大投资支出，继而降低现金股利发放；并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还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继而影响企业现金股利的发放，这也是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现金股利分配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现金股利政策的降低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和市场竞争程度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优化经济管理行为、企业合理制定股利政策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