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广义货币M2越来越难以全面解释经济中的货币量，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受到挑战，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本文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成冲击，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前瞻性，应扩容流动性发行机构和金融资产种类，构建新的流动性总量指标体系。在新的流动性总量框架下，央行可通过创新资产工具和负债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2018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BIS）最新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出现非常明显的新变化：一方面，与9月公布的数据相比，非金融部门中的政府和住户部门杠杆率变化较小，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整体大幅下调；另一方面，2018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上年末大幅回升10.2个百分点，增幅远高于BIS上一版本数据及社科院等机构估算的企业杠杆率数据。基于对BIS杠杆率统计口径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与BIS统计部门咨询，本文通过还原统计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及与国内主流数据库横向对比等方法对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两点新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具体结论包括：BIS根据我国社融统计口径修订对企业进行调整，这是12月版杠杆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杠杆率上升主要是受信贷投放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去杠杆进程的逆转；BIS对2018年一季度中国断点数据并未进行完善处理；表外业务回表也是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本文纳入资本充足率要求、惩罚力度和货币政策变量来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拓展模型，剖析了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金融稳定角度看，无论是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周期都是非中性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资本监管能有效防范监管范围内商业银行业务的风险；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具有互补性，随着资本监管压力的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加，有利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发挥风险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协调机制得以加强，增强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本文运用我国92家商业银行2000~2015年的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商业银行实际利差对非利息业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利差与非利息收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具有同期性；实际利差越高，佣金手续费收入和投资收益越低；商业银行的规模越大，实际利差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越大，且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尤为明显。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正确审视实际利差和非利息业务的关系，而且为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及交叉补贴策略提供了参考。

本文以200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资本结构偏离程度两个方面检验了资产误定价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误定价显著减小了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也会相应加快；资产误定价通过权益融资方式影响了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合理利用市场资源、推进供给侧改革和降低企业财务杠杠与融资成本提供了一定参考。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探讨上市企业内部董事声誉对其银行贷款的影响。以200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内部董事声誉对企业银行贷款具有显著影响；拥有声誉良好的内部董事的企业相对没有具备良好声誉的内部董事的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更多，期限更长，成本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该作用受到外在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声誉对银行借款的影响越显著，即声誉在外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可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本文在“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选取2012~2017年沪深A股246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看，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且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负相关，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约束会阻碍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的发挥，且这一问题在民营企业中更加严重。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与市场两个维度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与营造公平环境加大市场竞争的政策建议。

小微企业发展关乎国计民生，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制约小微企业发展。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对包含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两类市场主体的小微信贷融资市场进行分析，并考虑了加入政府行为后博弈双方的决策机制及其对博弈均衡的影响。结果发现：双方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合作与否，取决于对方合作意愿的概率，而演化博弈均衡解是双方不合作；政府参与对构建更有效的小微企业融资系统具有推动效应，相应激励和补贴措施以及政府对银企合作外部条件的改善会对博弈双方达到最优演化均衡状态产生重要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了强化商业银行和小微企业合作以及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建议。

基于2003~2015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连续时间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城市房地产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安慰剂检验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看，高铁开通对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域看，高铁开通对于东部地区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房价无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非中心城市房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城市规模看，高铁开通对大城市房价无显著影响，对中、小城市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高铁开通对房价平均净影响在3.4%~10.8%之 间。房价波动影响房地产和信贷市场的稳定，政府有必要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且考虑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受到高铁开通影响程度不同，政府应当“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使房价稳定在合理的区间，防范金融风险从房地产市场溢出。

农业保险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发展，但农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占有率远低于非农业保险。除了农户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外，农户收入结构是否也会影响农业保险发展，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收入结构相关的多个“心理账户”对农业保险深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故而在农户收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调整农户收入结构的做法可能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拓展农业保险深度，政府应构建合理、动态的农业补贴机制，且政府部门及保险公司应通过非收入因素挖掘农户自发的、非引致的农业保险需求。

本文分析了票据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案例，结果显示：票据资产证券化中破产隔离存在法律障碍，会导致破产隔离无效；以银票和通过商票保贴、商票保证或商票保函形式由金融机构提供增信的商票为基础资产的票据资产证券化违反了资管新规中关于禁止刚性兑付的规定；票据资产证券化不仅没能改善资产的流动性还降低了收益率。对此，本文认为：融资性票据的放开和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是票据资产证券化的前提；条件具备后，商票资产证券化应是未来的重要品种，商票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在于形成有效的定价中枢；票交所的建立有利于票据信息的集中，从而形成市场化的定价中枢，提升票据资产及其衍生产品的流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指导票据实务发展以及监管机构对票据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合理监管和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管新规在影响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社会融资结构造成了一定冲击。本文就资管新规的颁布对社会融资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借鉴世界主要国家融资结构的经验，建议我国应处理好表内融资、直接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结构关系，包括把握银行贷款整体规模、完善银行贷款结构，不断提升直接融资规模、优化直接融资结构，积极推动影子银行转型、充分发挥影子银行的融资功能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从无到有,保护力度从弱到强，在改革发展进程中我国既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也结合本国实际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2013年，我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增加了对网络、商品房等新兴领域所产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内容，但在法规条文中仍存在含糊不清、指代不明的规定。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消费领域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同时也会制约我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挫伤消费者消费及维权的积极性，从而违背了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政策导向。因此，在新的经济金融背景下，深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尽管产业协同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目前，京津冀三地产业相似度依然较高，特别是津冀的优势产业仍高度趋同，存在明显的竞争倾向，未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仍存较大提升空间。河北作为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其承接能力关系到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布局以及协同的发展成效。本文利用多指标面板数据就影响产业承接力的关键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承接地各城市间产业承接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其经济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劳动力资源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是影响产业承接能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本文就如何提升区域内产业承接能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断深化改革及现代金融企业治理加速推进，省联社的功能和角色定位需重新构建，改革势在必行。本文着重探讨了当前我国省联社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产权基础缺乏、法人治理欠缺、技术平台落后、监督管理冲突、风险化解职能消退以及偏离服务农村目标等方面。据此，本文对当前主要的改革模式进行分析，提出当前我国省联社改革的路径。

本文对我国县域财税经济发展状况及财税政策体系构建进行了研究。财税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阻碍的一面，经济稳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在于构建有效的财税政策体系及运行机制。研究表明，当前县域财税经济发展存在财税监管不到位、公共服务主体功能弱化、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产业结构不合理、财权事权不匹配、投融资体制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不明显、财政负担重债务高等问题。因此，需构建一个实践可操作性强且能有效推进县域经济稳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