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已有研究基于中国股票市场考察卖空机制与市场质量的关系，本文结合卖空机制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实践，选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作为研究对象，以2015 年中国股票市场巨幅波动期间限制卖空这一自然实验为背景，基于5 分钟高频数据的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DID）模型，从流动性、波动性和跟踪误差三个方面研究了限制卖空前后市场质量的变化。研究发现，卖空机制的缺失会导致ETF 市场的流动性显著下降、波动加剧、跟踪误差扩大，表明市场风险上升、市场质量下降，并且随着卖空限制不断趋严，市场质量下降明显。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因此，建立有效的卖空机制，有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平抑波动和纠正扭曲的定价机制，对于提高市场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2008~2015 年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投资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高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对投资收益敏感性的影响则呈现非线性关系，当公司面临较好的投资机会时，股价高估能提升投资收益敏感性，而当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较差时，股价高估则降低了投资收益敏感性。进一步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考察了资产误定价对投资敏感性的影响差异，发现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股价高估对投资现金流没有显著影响，但能够提升投资收益敏感性；而在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股价高估降低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对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

影子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相对薄弱的区域，其是否会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以及如何影响系统性风险是金融部门监管、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要依据。本文选取2007~2017 年的季度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影子银行业务规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规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为非线性的U 型关系，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较低时，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当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超过一定水平后，将扩大银行系统性风险。最佳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为0.315万亿元至0.4 万亿元之间。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合理引导影子银行业务方向和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在分析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机遇和挑战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时序立体数据表（2006~2015 年），采用全局主成分法对绿色信贷规模迥异的两类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A 类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每年主成分综合得分均高于B 类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在2007 年 A 类银行率先实施绿色信贷以后，主成分综合得分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2008 年和2012 年以后综合得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短期内实施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 2012 年以后A 类银行的经营效率与B 类银行的经营效率相比呈现明显的利好趋势。

通过理论分析，区分了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包含金融稳定两种情况下的政策效力以及框架选择。在分析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不包含金融稳定目标时，借鉴Ball 模型，构建了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央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采取的最优利率不仅取决于当期的产出与通胀缺口，同时还取决于资产价格变化及其随机扰动项，并就传统货币政策框架选择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新货币政策框架包含金融稳定目标时，通过对Agur（2009）、Ague and Demertzis（2010）模型框架的修正与扩展，详细分析金融稳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不考虑金融稳定目标，将导致最优利率出现系统性的低估，造成这种低估的原因或许在于未能长远考虑金融脆弱性所带来的通胀成本和潜在产出损失，造成货币政策决策的狭隘性与滞后性。因此考虑现实的金融脆弱性，现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将金融稳定纳入其目标框架。相应政策启示是：建立科学的货币政策引导规则、加强社会沟通，发挥好市场预期引导作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搭配。

目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支出结构的优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波动的相关假设，并基于我国1995~2015 年间的省际数据，利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对其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支出对经济波动具有双重影响：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期，会因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加剧经济波动，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则能够弥补生产领域私人投资的不足，平滑经济周期。政府维持性支出会加剧消费波动并降低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进而加剧经济波动；社会服务性支出则能够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有效的抑制经济波动。

本文首先建立了跨国公司服务海外市场的理论模型，跨国公司会根据贸易成本、市场规模等因素来确定多少的生产环节在东道国生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不完全契约理论纳入上述模型，研究发现，契约程度越完整，跨国公司越倾向于将更多的生产环节迁至东道国，有利于东道国企业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此外，我们还发现，贸易成本和母国工资越高，无论是否存在争辩，跨国公司都会将更多的生产环节安置在东道国生产。

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是存在边界的，不可能在任何领域都有效，但也并非不能拓展新的领域。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梳理传统理论对于货币政策失效区域的讨论，找到货币政策的理论边界。其次，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是否达到边界，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和操作误区。最后，借鉴各国拓展政策边界的做法来做好政策储备，结合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提出拓展我国货币政策边界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实施了大量减税政策；美国税收减免计划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和加剧国际税收竞争，税负问题成为社会焦点。社会各界对“税收”判定标准不同，使得企业和社会感知的税负与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判定存在差异。综合而言，我国宏观税负不高；由于我国治税的社会环境还不理想，实施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企业是主要的纳税人，使企业感觉税负较高。但企业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大量税收属于代扣代缴和中间纳税，如增值税的最终负税人是消费者而非企业，因此企业真实负担的税收应低于其自身感知。在国际税收竞争加剧条件下，应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削减政府开支；加快费改税，清理非税收入；提升所得税、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比重；促进创新，加快产业升级、产业转型。

财政分权化改革是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制度性根源。随着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断膨胀，债务风险与日俱增，潜在利益的改变催生了国家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态度与倾向的变化，进而推动了原有制度安排的变迁。从《预算法》到《预算法修正案》再到“89 号文”，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改革已由以融资平台为主的间接融资转向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局面，未来更将走向由地方政府债券占据主导地位的直接融资趋势。在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改革路径选择上，关键因素在于摩擦成本，最优策略在于增量改革，成功标志在于存量改革。为更好地适应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以便充分实现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改革制度变迁既定目标，需从加强法制建设、明确功能定位、构建制衡机制、强化市场约束和风险控制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

本文对地方政府履行属地风险防范职责的关键因素和合理次序进行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在平滑金融供给“散点”上具有信息、技术和手段等比较优势；对地方政府履行属地风险防范职责而言，非常规的组织、培育和发展要明显优于传统的检查、督促和管理；通过规范引导地方金融组织的发展，可以扩大金融供给的覆盖面并使其回归合理定价，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并减少市场风险。基于此，地方政府要更好地履行属地风险防范职责，应充分发挥县域政府金融监管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区域金融监管协调、承担组织和培育地方金融主体的职能，并加强多层次金融资源配套支持。

目前，地方性金融机构犹如尚未薅栉的小草争相破土，区域金融非理性交叉混业、营业频现，边界不清、金融乱象丛生。于此之时，捋清地方金融监管权责、边界不可小视轻忽。本文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缘由、指意出发，审视地方金融监管权优化配置的现实需求；立足地方金融监管权错配、失衡等“疾患”，研析地方金融监管权责配置的诸多不适症状；并由此形成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草根”意见。

金融行业呈现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共存局面，随着金融产品越来越细化，金融行业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也越来越明显，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事件屡见不鲜。从四个体系看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与问题，通过我国金融消费投诉与发达国家投诉及关涉业态的比较，就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模式选择，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思路与举措：即“一行三会”协调统筹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完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在评估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基础上做好金融知识普及，以自律与监管相结合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等。

本文认为，我国个人外汇管理存在碎片化现象，而管理碎片化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监管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个人分拆购付汇或收结汇屡禁不止，“关注名单”管理制度设计相对滞后，境内个人外币现钞存取左右失据，银行卡外币卡境外逾矩使用或疯狂提现。本文鉴于别国经验，并结合国内实际，从合并主体身份、如实申报情况、明确交易类别、关联出境信息、加大惩戒力度、保持币值稳定等方面提出改进个人外汇管理碎片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全国绿色金融发展和江西省赣江新区成功申报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背景，本文以九江市为例探讨如何策应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调查摸底结果显示，目前绿色金融发展存在非金融企业绿色债亟待突破、两高一剩行业产生倒逼效应、各要素市场间信息披露不对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滞后、政府对绿色金融激励政策欠缺等瓶颈。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主动策应绿色金融改革、建立绿色金融评价机制、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创新绿色金融监管体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