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坚持把党建引领融入工作实践，精准有力推进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建立健全绿色普惠金融标准化体系，强化政府和市场的有机协调和配合，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的内生动力，积极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通过将特色优势融入实体产业，江西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实现了较好融合发展，有效释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下一步，要坚持把实干担当融入发展建设，进一步提高站位强意识、守正创新强导向、科技赋能强发展、凝心聚力强效能，在促进制度协调支撑、探寻融合发展路径、促进信息共享共建、增强融合发展深度等方面持续发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新要求。

基于中国居民部门信贷资源集中于消费性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结构特点，提出当前我国居民部门信贷结构特征可能会抑制家庭创业行为的假说。为验证该假说，利用2017年CHFS数据分析居民部门信贷结构与家庭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部门信贷期限结构与信贷资金流向结构都会显著地抑制家庭创业行为。理论上，居民部门信贷资源集中于消费性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均有利于提高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积极性，但实际上高房价耗费了大量消费性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弱化了这两类贷款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

基于估值视角，梳理了汇率、资产价格等对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影响机制，分阶段测算了 1982—2019 年和 2010Q1—2020Q2 期间的中国净国外资产估值收益，并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对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波动幅度明显增加，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增强；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性指数是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长期影响因素；经济发展速度、通货膨胀在2010年之前影响作用明显，但在2015年汇改之后，外汇储备的影响作用更强；货币供应量、投资组合等会短暂降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包容性发展视角实证检验金融知识对家庭纯收入和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并从家庭创业决策的角度探究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第 一，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影响城乡居民家庭收入，且对家庭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正向影响；第二，金融知识可以通过创业对农村家庭收入产生影响，创业在金融知识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三，多元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不能提高农村低物质资本群体的创业概率，但可以对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群体发挥包容性经济效应。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总体上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直接原因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大于高收入群体。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群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西部地区的减缓效果高于东部及中部地区，对青年组、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组的减缓效果高于中老年组及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组。

“国家队”机构投资者不仅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影响着微观企业经营决策行为。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机制检验表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企业内部委托代理问题以及提高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透明度是“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企业避税的重要渠道“。国家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以及审计质量较差的样本中。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人口红利下降与城市工资溢价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加剧了城市工资溢价程度，其边际效用递增；数字经济通过增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城市工资溢价程度，其中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城市工资溢价形成的主要机制，高技能劳动者聚集享有更高的工资溢价；数字经济还通过促进企业聚集提升了城市工资溢价水平；数字化学习使得劳动者在大城市的工作中获得更多延续性的额外价值，从而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和城市工资溢价间的关系。在大城市中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缓解人口红利下降所带来的劳动力供需失衡和增长性矛盾，以维持大城市较为稳定的工资溢价。此外，政府治理水平、就业结构改善和人力资本优度均有利于提升城市工资溢价水平。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从行业竞争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剖析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和效果。选取2010—2018年中国199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将金融科技分为金融科技总指数、金融核心功能指数和底层技术支持指数，用系统GMM 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金融科技的金融核心功能，导致商业银行客户存款分流、行业竞争加剧，推高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第二，金融科技的底层技术支持，促进商业银行频繁的金融产品创新和业务领域拓展，推高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第三，相比行业竞争，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导致的风险更加剧烈。第四，基于存款结构、净利差水平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业务竞争和技术创新在金融科技和风险承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第五，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对中小银行造成的冲击更加强烈。

本文就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政治三种风险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政治风险确实会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但在跨境资本流动的总量和细分层面上存在差异。其中，国家宏观经济风险主要对直接投资流出、其他投资流入产生影响，且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国家宏观金融风险对发达国家债权类其他投资流入及发展中国家其他投资流出和流入有影响；国家宏观政治风险对发达国家股权类组合投资流入和债权类组合投资流出以及发展中国家股权类直接投资流出和股权类组合投资流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