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总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宏观审慎政策实践进展，并结合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基于66个国家的数据样本系统评估宏观审慎政策缓解疫情冲击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日趋成熟，政策立场逐渐收紧，政策空间不断扩大；疫情防控期间，宏观审慎政策前所未有地放松，有效缓解了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金融压力；疫情前充足的宏观审慎政策空间是疫情防控期间宏观审慎政策放松的重要前提，但宏观审慎政策空间宽窄对疫情防控期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操作没有显著影响。应密切关注疫情和经济形势变化，适时积累宏观审慎政策缓冲，增强应对未来冲击能力，同时应充分挖掘宏观审慎政策空间，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创造良好金融条件。

以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虽未能稳健提高企业信贷的整体规模，但能显著提高新增长期贷款和减少新增短期贷款，缓解“短贷长投”的债务期限结构，并显著降低企业贷款成本，且这一作用在受到产权和规模歧视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补充环境（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信息对信贷可得性的作用各有侧重，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作用最为显著。

2015年伊世顿、司度公司操纵境内股票和期货市场案件曝光以来，境外自营机构以贸易实体之名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投资的现象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该文结合这类业务的历史发展脉络，在现有监管框架下对其进行合规探讨。研究提出，境外自营机构在华设立外商投资实体，大量开展与其登记的主营业务不符的期货投资，这种现象存在历史的复杂性、法规的局限性和执法的挑战性。该行为虽在结果层面与现行的监管思路相悖，但基于现有法规进行从严处罚又存在难度。建议优先形成处置方案，将此类开展期货投资的境外自营机构所设实体纳入金融准入监管，由相关部门牵头梳理现有法规，提供司法解释，明确业务定性，限制增量业务，妥善处置存量业务，逐步引导境外自营机构通过合法渠道入市。中长期应制订详细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监管指引，将境外自营机构在境内的准入、汇兑、交易等行为纳入全流程监管，妥善处理行业发展与金融稳定、资本流动、国家安全和贸易自由化等目标的关系，推动境内资本市场法制化对外开放。

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动态溢出指数方法来测度2001—2022年间不同时频下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各国通胀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对各国通胀产生时变溢出效应；第二，能源大宗商品对能源依赖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影响更为明显；第三，原油和动力煤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天然气更为明显。因此，各国可以通过优化能源进口渠道、增加必要的能源储备、寻求替代的可再生能源等方式以缓解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基于2011—2020年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同时利用标准差系数和Herfindal-Hirschman指数法构建高管团队异质性指标，并讨论其在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高科技公司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能力，高管团队异质性是数字经济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对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且弱化了规模歧视现象。

以2018年10月—2021年12月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短期及超短期融资券为样本，检验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对债券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CRMW创设时多为正基差且信用债存在卖空约束从而限制套利，使得创设CRMW在总体上挤出标的债券市场空头，压缩其交易规模与活跃程度；创设CRMW有助于缓解成交量对价格的冲击，但也显著增加了债券的交易成本；当新冠疫情冲击债券市场时，CRMW并没有提供额外流动性供给。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基础设施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源。通过分析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探索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布局与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整体上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机制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就业效应与生产率效应促进共同富裕，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提高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促进低技能者就业缩小城乡收入水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居民收入，通过工农劳动生产率的趋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细分类型考察发现，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收入促进效果最好，但在收入分配上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生产型与发展型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显著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