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对微观企业的现金持有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利率市场化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利率市场化没有通过融资约束路径影响公司现金持有，而是经由公司治理效应路径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增加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利率市场化对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高的企业和违约风险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并且利率市场化下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现金持有水平较低的样本。

本文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确定权重，利用人类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对2008~2017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检验和Kernel密度函数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动态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整体呈现东部、东北、西部和中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省域间发展差距较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超过83.9%的省份存在高高、低低的“俱乐部”特征。分区域来看，整体和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集聚于中低水平，存在“双波峰”两极分化现象，中部地区发展波动性较大，西部地区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本文结论能够为统筹各区域普惠金融协调发展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参考。

本文采用联合非对称MVMQ-CAViaR模型，对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极端风险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溢出水平有限，且离岸人民币对在岸人民币的溢出更加明显；利空消息冲击比利好消息冲击引起的人民币外汇市场下挫力度更强，联合冲击会加剧市场波动；“8.11汇改”提高了两个市场极端风险的溢出水平，且汇改之后，两个市场人民币的上行风险和下行风险都明显增加。因此，货币当局要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提高在岸人民币对离岸人民币的影响力，同时应特别警惕离岸与在岸人民币的联合效应，防范人民币的断崖式贬值。

本文以64家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基于三阶段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先后对2011~2017年我国城商行的综合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及两者的分解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区域对比分析，同时分析了经济、金融发展和政府干预等环境因素对城商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营效率与效率增速具有区域差异；外部环境对效率有显著影响；规模效率总体水平低、分化现象严重；纯技术效率总体水平高但有退步趋势；规模效率偏低是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城商行要注重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优化成本控制、改善股权结构，注重规模扩张的质量并减弱对规模扩张路径的依赖。

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7年的微观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在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经济顺周期波动方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经济上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信贷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超调现象。在经济下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抵消现象。因此，要在健全货币政策框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促进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提高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前瞻性与稳健性。

本文通过构建HAVAR模型，尝试将我国省级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响应的区域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对比分析了传统宏观VAR模型和HAVAR模型中房地产住宅价格和房地产住宅投资对货币政策的响应情况。模型脉冲响应结果显示：HA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响应程度和持续时间上与传统宏观VAR模型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证明了区域异质性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具有重要影响。短期来看，中央银行在调控房地产住宅价格和房地产住宅投资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区域异质性对货币政策总体效率的影响。长期来看，区域异质性会导致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下降，中央银行应重视加强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综合运用贷款价值比、债务收入比等工具对房地产信贷市场进行逆周期调节。

本文基于当前货币当局积极探索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路径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现实需要，以银行微观竞争水平为视角，通过引入“Monti-Kelin”改进模型，利用2004~2017年我国130家中外资银行数据设定模型研究银行市场势力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市场势力对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传导效率的影响存在政策类型差异，并只在数量型下正向显著。且数量型下的银行市场势力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小规模、高资本比例、高流动性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弹性更好。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型和完善传导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居民消费结构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区分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研究消费品价格、消费偏好以及消费税等外生变量对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第一，耐用品与非耐用品价格上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引起耐用品消费快速下降及非耐用品消费显著上升，而后者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弱；第二，耐用品消费偏好上升使得耐用品消费快速上升，非耐用品消费下降，但其对两者的影响周期较短，而非耐用品消费偏好对两者的影响周期较长；第三，耐用品消费税对家庭总消费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而非耐用品消费税的负面影响较小；第四，从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来看，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偏好在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方面对消费率的作用存在互逆性，消费税提升显著降低居民消费率。

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民营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微观层面考察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创新创业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政治关联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政治关联层级对创业精神的挤出效应不同。适中的政治层级有助于提升创新精神，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挤出效应越小，反之越大。因此，政府应减少对地方经济的干预，民营企业若要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则需要持续减少政治关联，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融资主体地位差异、目标差异和金融市场分割等经济特征，拓展了传统的戴蒙德（OLG）模型，引入国有经济投资和差异化利率，并以此为理论基础选取2004~2018年的季度观测数据建立了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利率水平下国有经济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在存在金融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利率和国有经济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门限效应，国有经济融资利率低于资本边际报酬率时，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国有经济投资在不同利率水平下均存在拐点；二是国有经济投资具有宏观调控效应，通过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调控资本边际报酬率和经济增长，可以纠正经济动态无效率现象。

金融危机后，财政政策如何与宏观审慎政策相协调是宏观审慎领域最值得讨论的话题之一。本文在归纳客观审慎政策四个方面局限性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财政政策具有的补充作用：财政扩张对于资产泡沫和影子银行有抑制作用。具备天然的逆周期属性，有利于“熨平”经济金融震荡、促进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同时，财政政策紧密依附于国家政府体系，政策执行和效力更有保障。最后，本文结合我国特点，提出了加强财政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建议。

为更好实现金融服务三农，综合利用多种手段振兴乡村经济的目标，本文在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探索将银行信贷、粮食银行、订单农业、互联网、天气衍生品和巨突债券等六种工具与“保险+期货”模式相结合，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这一体系面临期货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发展深度不足、违约风险过度积累、监管盲区等问题，对此提出加快发展期货市场、双向承保、适当风险自留、安排中央清算、协调统一监管等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