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研究了指令流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通过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发现汇率价差对指令流和汇率升贬值预期的冲击都表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宏观变量汇率预期升贬值对指令流有负向影响，指令流对汇率价差的影响也为负，并且滞后阶数越长影响越显著。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发现，在汇率预期影响在离岸汇率价差的过程中，指令流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存在“汇率预期→指令流→汇率价差”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协同效应理论和过度支付理论，利用2006~2017年我国A股155个并购事件，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并购溢价和并购方股东财富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溢价水平超过目标公司市值18.2%后，异常收益率显著降低，过度支付理论得到了证实。另外，对于目标公司，溢价水平与其股东财富呈现显著正相关。最后，建议监管机构重点关注并购事件的信息披露，完善并购价格形成机制，避免竞价时“赢者诅咒”现象，减少市场恶性竞争，防止操纵股价，并提醒投资者警惕支付的“羊群”效应，避免盲目追涨行为。

本文从企业角度研究过度信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考察了过度信贷与政治关联并存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特别是过度信贷能否增强或削弱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过度信贷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支出，但无法有效提高其专利数量，甚至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且上述影响主要体现在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上。此外，过度信贷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增值不仅不能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其创新活动，股票投资还会显著抑制其创新活动，降低专利数量与创新效率。最后，当企业无政治关联时，过度信贷能显著提高研发支出，但会显著降低创新效率，并对专利数量无影响。但当政治关联存在时，过度信贷不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

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门限模型，分别以研发人员投入、科技金融投入指数、政府的科技投入以及风险投资占比为门限变量，研究科技金融和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存在一个研发人员投入和风险投资占比的最佳区间，使得科技金融投入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随着科技金融投入指数的增加，科技金融投入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由“抑制”变为了“促进”，呈“U”型变化；随着政府科技投入强度的增加，科技金融投入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呈“N”型变化，即“促进-抑制-促进”。根据上述结果，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文以PPP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实证PPP模式和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PPP模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在关系层面，PPP模式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且不存在互动机制，但会因为发展阶段、回报机制、投资期限和运行方式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影响效应方面，PPP模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有效推动了我国实体经济增长。但这种支撑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转换”特征，影响程度“边际递减”。这反映出PPP模式投资存在“最优水平”，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一致。在控制变量层面，样本区间内消费水平、金融支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约束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从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创新回报机制和强化绩效考核机制三个层面提出了增强PPP模式服务实体经济效力的政策建议。

本文将制度环境、空间溢出与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选取2003~2016年我国29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对区域产出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的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度与产出效率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与差异性；市场化进程与对外开放对我国区域产出效率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性以及产出效率空间溢出的局部性是引起我国区域产出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建议我国政府把统筹改善各地区改革开放进程的不一致和不平衡作为今后改革开放继续深化推进的一个重要方向，积极借鉴东部地区积累的经验和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缩小地区间发展效率的差异，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纵向渗透以及高风险社会保障需求的增长，我国诞生了一种类似于保险的创新模式——类保险网络互助。类保险网络互助作为风险保障领域的新兴事物，自诞生伊始就势如破竹，迎来快速发展，如今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运营模式和可观的规模效益。然而和经济领域的其他创新一样，该新兴模式在运营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各界对其模式安全、经营合规、监管归属等诸多方面的考量甚至质疑。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类保险网络互助的发展概况、运营模式、性质厘定、风险识别、监管策略等进行全面审视，为网络互助行业和监管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人口因素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老龄红利释放和经济动能的转变，分析老龄金融的理论内涵和发展趋势。研究认为，相比于全球其他经济体，我国步入老龄化的速度更快，在人口红利加速消退的背景下，长期经济增长中枢面临趋势性下移，经济动能向“老龄”相关动能变迁，部分领域的“老龄红利”正在形成。在金融领域中，老龄红利体现为“老龄金融”的诞生和延展。考虑到保险资产管理行业兼具风险保障和养老资产管理的特有职能定位，本文以保险资产管理行业为例，分析“老龄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实现自身战略转型的潜在路径，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文着眼于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存在的“一支独大”状况，多维探究养老保险三大支柱失衡的内外因素，创新性的利用因子分析法来研究协调发展问题。通过提炼出潜在影响因子，以2017年31个省际数据为样本，衡量了31个省际养老保险发展的协调水平，并应用于区域分析。研究数据表明经济因子、政策支持因子、养老需求因子和结构性因子对于“三大支柱”的平衡性影响显著，进而提出加强养老产品宣传与创新、优化税收政策、控制第一支柱规模等建议来促进养老保险的协调发展。

本文选取2011~2017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分别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静态面板还是动态面板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动态面板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与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阻碍作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则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相关建议。

智慧城市的本质特征就是运用先进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动城市服务要素与居民需求的有机协调，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城市信息化高度融合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2004~2016年我国224个城市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智慧城市促进金融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信息化水平，并就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政策效果还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提高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是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掌握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本文以江西省九江市11个县278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调查样本，重点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表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建议。调查显示，九江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强烈，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获得程度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人信用度、受教育程度、经营期限、毛收入水平、贷款经历对信贷匹配程度起正向作用。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推进并实施减税降费相关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系统的梳理了2008年至今我国减税降费相关政策，并根据国库和税务数据以及调查问卷分析了2019年前3季度江西省减税降费政策取得的效果，最后指出了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方面值得关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