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国经济社会核算矩阵研究小组编制的宏观社会核算矩阵表为基础，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对我国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导致服务业、建筑业的产出增加，但对其他大部分产业的产出有着消极影响。人民币在先贬值后升值的情形下会使建筑业的产出先减少后增加，农业和工业的产出先增加后减少，而服务业的产出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二是价格变动对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汇率的变化对各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变化有着重要影响，汇率持续升值会减少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建筑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贬值情形下会增加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减少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需求。三是持续升值或是贬值的货币政策并不能长期扩大出口或增加进口，该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总之，长期来看，仅靠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不利于我国经济和各产业的持续发展，应该同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3—2018年相关数据，在采用引力模型测算得到各城市金融合作度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检验金融合作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和区域创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金融合作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存在较强的空间效应。空间杜宾模型（SDM）显示本地金融合作每提升1个百分点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创新产出0.716个百分点，但是本地金融合作水平提升对外地创新的作用效果却不显著。进一步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合作主要通过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对区域创新水平产生影响。

在对客户依赖、企业信用质量和信贷融资三者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基础上，探究了客户依赖通过影响企业信用质量进而影响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中介路径。基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客户依赖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信用质量，使其长期信贷和融资结构得到改善，但对短期融资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依赖提升了消费品制造企业信用质量，对其信贷融资有促进作用，但降低了工业品制造企业信用质量，对其信贷融资可能产生阻碍。客户依赖对低商业信用授予水平以及国有中小企业信用质量提升幅度较大，因此对这两类企业信贷融资的促进作用可能更显著。

以 2007—2019 年 A 股并购重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微利、CEO权力对并购评估质量的影响，并考虑产权性质、评估公司声誉及市场化水平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微利会降低并购评估质量；随着CEO权力的增加，微利上市公司的并购评估质量不断下降；与国有企业相比，CEO权力对微利上市公司并购评估质量的负面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聘用高声誉资产评估公司能够减轻CEO权力对微利上市公司并购评估质量的负面影响；与低市场化水平相比，高市场化水平能够规范CEO行为，降低CEO权力对微利上市公司并购评估质量的不利影响。

人情往来与商业保险是两种不同的风险分摊方式，在风险管理方面各有优缺点。基于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探究了我国居民的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究竟有何影响。研究发现：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具有负向影响；纵向来看，相较于2014年而言，2018年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横向来看，欠发达地区家庭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风险厌恶家庭人情支出对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合理引导人情支出与发展商业保险的相关建议。

基于CFPS2018年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个体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自我选择偏误，探讨商业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商业养老保险对处于不同保险阶段和不同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商业养老保险对于居民的幸福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处于养老金领取阶段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幸福效应要大于处于缴费阶段的居民；商业养老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参保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对城镇参保居民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中国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作为重大战略部署。以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进一步深化内循环，其现实逻辑是逆全球化的外部冲击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此，经济改革要对内部循环进行“疏堵”，核心在于做好需求端之“消费”文章和供给端之“创新”文章。建议通过城乡融合、调整消费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等深化需求侧改革，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制度设计、营造创新氛围等疏通供给侧在关键领域存在的核心技术缺失等“堵点”问题，明确深化内循环是通过改革与创新促进经济更好地“双循环”。

以2008—2018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了企业现金股利发放意愿和水平，体现为“投资效应”占主导。从具体作用机制看，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会驱动企业加大投资支出，继而降低现金股利发放；并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还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继而影响企业现金股利的发放，这也是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现金股利分配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现金股利政策的降低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和市场竞争程度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优化经济管理行为、企业合理制定股利政策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究竟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利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出于“独善其身”的行为动机最终实现了“兼济天下”的效果。第一，机构投资者持股总体上可以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以“兼济天下”；第二，迎合社会需求和获取类保险效应以“独善其身”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促进企业履行不同维度的社会责任方面存在非均衡性；同时，相比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这一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从风险逻辑角度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政策效应、虚拟价值、不稳定性及危害性，房地产价格泡沫投资博弈获利会产生“真实金融风险”，但市场恐慌激活的“潜在金融风险”才是影响金融稳定的主因。当经济由高增长转向正常增长速度时泡沫风险矛盾凸 显，房地产定位要及时从支柱产业转变为保障性产业。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都将导致财富转移加剧分化社会阶层，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比金融风险更可能导致市场恐慌甚至形成金融危机。泡沫膨胀与破裂双向风险是调控房地产价格的难点，泡沫膨胀是破裂的根源但也孕育着更大泡沫的破裂，因而在泡沫萌芽时期就应采取市场手段持续抑制泡沫膨胀，在泡沫矛盾尖锐的短期时点只能用非市场手段“稳房地产价格稳到底”，而长效机制是推进房地产改革、去投资属性和构建自律机制。

以碳减排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为研究主体，在媒体关注、碳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的中介模型基础上，引入广告投入这一新调节变量，检验该中介模型的显著性是否会受到广告投入的影响。并采用北京市高污染行业的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逐步回归以及Bootstrap方法验证变量间的中介调节关系，证明广告投入能够显著增强媒体关注对碳减排披露和企业价值的中介作用，降低企业获得绿色投资的成本。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