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催生经济发展新动力，但数字鸿沟问题凸显会产生“马太效应”，导致家庭经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接入层和使用层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探究数字鸿沟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鸿沟的存在降低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这种负面影响在弱社会网络和低教育水平家庭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以信息渠道效应、社会信任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来降低家庭内生发展动力，抑制了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鸿沟会降低家庭风险组合多样性和投资组合有效性，家庭难以获取超额回报。

以企业最主要的短期债券为研究对象，通过DID方法分析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这一准自然实验是否影响短期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研究发现：第一，当企业发行过央行担保品框架所认可的中长期债券时，其所发行短期债券的信用利差将显著降低。第二，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短期民企债券和小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第三，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短期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增强。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企业公司治理、降低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等渠道，对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未经改制的民营企业中，国有资本参股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显著；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中，国有资本参股抑制民企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更显著。

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短视指标，考察管理者先天短视性格特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短视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为增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相较于国有企业，管理者短视促进金融化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管理者后天的海外经历与学术经历以及高质量内部控制和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均有助于降低短视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

以2007—2019年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Tobit模型考察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及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研发强度呈倒 U 型关系；高科技上市企业金融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为23.75%，低于该比例的企业在资金储备动机主导下进行金融化，而高于该比例的企业金融化则呈现出市场套利动机；较高的薪酬激励提高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效应，而较高的股权激励则降低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效应。

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企业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金融对社会责任履行强度高的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以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短贷长投”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短贷长投”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银企关联会弱化该影响，尤其是持股关联时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短贷长投”增加了债务融资成本、降低了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了过度投资程度，并通过这三种途径来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基于企业微观特征异质性检验发现，“短贷长投”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以及西部地区企业中尤其明显。

采用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共生视角多维度测算了双向直接投资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双向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双向直接投资增长，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双向直接投资存在中介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数字经济发展对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要高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网络效应特征，门槛变量政府支持水平对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作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表明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重要战略，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文章运用SWOT分析指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优劣势，探讨转型方向，并围绕企业战略、经营、管理、风控和文化等5个方面来展开，提出了数字化转型应沿着“数字化”“数智化”“数治化”路径逐步推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