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微观个体稳定性出发，创新性地系统提出了外资引入影响银行业微观个体稳定性的六大效应，其中积极效应包括金融创新效应、信用体系与治理结构优化效应、溢出效应；消极效应包括投资减持效应、制度不兼容效应、特许权价值降低效应。基于国内112家银行机构的面板数据，构建实证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外资持股比例增加能够提高引资行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流动性，但同时也将增加运营成本、降低净资产收益率；外资银行占行业总资产比例提高对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成本管控和盈利水平均有正面影响，但将降低非利息收入占比、限制金融创新。最后，从发挥境外投资者战略性作用，适度提高行业外资占比、审慎放宽经营范围，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财险市场55家保险公司2006~2015年面板数据，在选择有效工具变量的基础上，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市场集中度对财险公司财务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财险市场的经验数据支持“集中脆弱论”假说，市场集中度的降低有利于财险公司财务稳定性的增强。此外，公司规模、产品多元化水平、赔付率、资产增长率、车险业务占比以及资产性质对财险公司财务稳定性具有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最后指出，进一步调整市场结构、控制公司规模增长速度以及权衡多元化选择，对于实现财险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1986年1月到2017年5月的WTI原油现货价格与1月、2月、3月和4月期的期货价格，使用分位数协整检验方法，研究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上的无偏预期假说是否成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本文所研究的1月、2月、3月和4月期货合约上，原油的期价与现价在每个分位点上都存在协整，随着期价的上涨，期价对现价的引导功能在消退。基于分位数wald检验的结果表明，1月期货合约在0.5以下的分位数上满足无偏预期假说，而2月、3月和4月期货合约只有在0.3以下的分位数上才满足无偏预期假说，也就是说只有当期货价格较低时，原油期货市场才满足无偏预期假说，期货市场才是有效的。

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和房价波动的内在作用机理，同时使用SCCA方法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评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房地产市场及宏观数据，构建SVAR模型。研究发现房价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且房价上升初期会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后期会造成系统性风险问题。同时群众消费预期对房价及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在调控房价及制定政策时要建立好信息沟通平台，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消费投资预期；同时银行也需要加强信息披露，以提高用户对银行的信任。

农户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包括政府手段和市场机制，助推融资难问题的解决。但是，在这些方法中，何种方法在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更有效？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利用江门市农户融资状况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通过规范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担保机构和健全农户信用评级制度等市场手段，较之政府支持手段，更有利于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研究结论为缓解我国农户融资难问题提供了重要操作途径，并为我国政府下一步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在关系理论视角下，基于新疆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关系资本、宗教关系资本、银行关系资本与农户贷款可得性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少数民族农户贷款更多依赖于家庭关系网络的维护，尤其是关系质量对其非正式借贷获得性帮助更大。银行关系资本对农户获得贷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户较好的银行关系对农户获得正规贷款有积极作用。此外，家庭经济决策、农户技能水平、文化程度等特征变量也显著影响其贷款可得性，说明其帮助农民获得更多借贷机会、更大的借贷额度并降低借贷风险。本文研究对于理解文化同质性下的关系资本在民族地区农村信贷配置的作用，且对进一步拓展民族地区农村信贷市场体制改革路径，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价值。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6年和“十三五”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阐明了金融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性，以江西省鹰潭市为例阐述了农村金融支持农村供给侧改革的现实需要。为进一步探讨鹰潭金融供给助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基于鹰潭1003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从需求和供给的视角考察鹰潭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通过采用部分可观测的二元常态机率模型，正确描述农户贷款有效需求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对农村金融抑制的影响，并为鹰潭金融机构助力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相关建议。

文章研究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以全国样本进行回归，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不能确定；分样本考察显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相反，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将技术创新作为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变量考察，则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效果显著，并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效果在东部地区尤为突出。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作为媒介变量来间接实现；不考虑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直接利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进行回归,会弱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加强金融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对于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17年珠江西岸各主要地市数据，对金融支持与装备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珠江西岸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对整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比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珠江西岸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的作用并不是孤立的，其交互作用对珠江西岸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建议加强对珠江西岸装备制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装备制造企业上市融资，在装备制造业中大力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

本文以2005~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负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乐观但精确性低的业绩预告。鉴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业绩预告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分析师跟踪数量作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发布自愿性业绩预告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结论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影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且这种过度自信也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规模呈增长态势，互联网人身险保费收入规模高于互联网财产险，第三方平台对保费收入的贡献度显著，但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增长速度放缓，这主要是受到“商车费改”政策出台、人身险产品监管收紧、产品结构不平衡、过度依赖第三方平台、偏重于前端销售等因素的制约。对此，应完善车险在线后端服务，实行差异化定价，大力发展长期性保障型产品，提高寿险期交业务的比重，有效协调官网和第三方平台关系，构建保费收入预警指标体系，提高保费收入确认标准。

在当前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信用风险不断暴露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工作，对化解金融风险、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但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自2016年重启以来，因法律、税收、会计等配套机制和措施不完备、市场主体有限、不良贷款估值难等短板制约，不良资产证券化尚难以向深度发展成为银行不良贷款化解的主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不良贷款证券化实践运作的特点，阐述我国不良贷款证券化面临的主要困难，最后结合国际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经验教训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从宏观金融视角，构建了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农村金融支持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效率可分为储蓄动员效率、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投向效率。近年来，受投资投向效率不稳定影响，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出现小幅波动。江西省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其中，投资投向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显著；储蓄动员效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的薄弱环节。若想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在关注金融资源投向的同时，更要提升储蓄动员效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

为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从票据融资的角度，结合近年商业银行中小企业票据融资实践，分析了票据融资服务中小企业的优势，指出了当前票据融资业务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存在的主要难点，对票据融资服务中小企业的发展模式创新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在内部控制审计强制执行以及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合的背景下，基于综合社会契约理论构建了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态整合框架，即价值创造—利益均衡—责任承担模型，系统分析了在整合框架中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审计在整合框架中所发挥的作用，拓展了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视角，丰富了内部控制审计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审计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双向互动过程进行调节，在价值创造、利益均衡和责任承担环节中分别发挥着提高透明度、防范风险，促进公平、公正以及监督与约束的作用。内部控制审计的有效执行将有利于规范企业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