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我国新兴的金融模式，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备受关注，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积极的影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对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大于东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来发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金融市场间收益率的相依结构是规避风险发生的理论基础。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加快推进，研究中国汇市、股市和债市相依结构的变化对于维持金融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首先基于GJR-GARCH模型过滤不同金融市场收益率序列，然后采用经验分布估计方法，建立边际分布序列，最后选取最佳Copula函数，建立了汇市、股市和债市间的二元联合分布模型。研究发现，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的加快推进，第一，中国汇市、股市和债市间的尾部相依性降低；第二，中美两国股市间和债市间的相依性明显增强；第三，中美两国股市间和债市间的相依性比中国金融市场间的相依性强。本文研究结论帮助我国投资者在进行资产管理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政策时，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好事先的评判。

强制分红政策极易扭曲股利信号，不仅会刺激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会打击债权人的信心，从而恶化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基于此，本文选取2007~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强制分红政策会恶化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即在分红政策可预期的条件下，不仅投资者较为偏好短期债券，而且上市公司自身也倾向于采取短贷长投的融资策略来消解分红压力，且这种效应对小规模或股权制衡度较低的上市公司尤为显著。同时，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权益乘数作为中介变量，是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重要路径。鉴于异质性效应的存在，政府应该针对不同规模和实力的公司制定差异化的现金分红策略。

本文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高，其权益资本成本也相应提高；经营绩效是税收规避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一个中介路径，即高程度的避税活动会损害企业的经营绩效从而提高权益资本成本；结合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发现，相比交易性机构投资者，稳定性机构投资者更能发挥治理作用，弱化税收规避对权益资本成本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规避与权益资本成本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加转轨时期我国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也可为企业、政府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当前防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其中就包括防范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可能引致的金融风险。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房市和股市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两个市场是相互分割的。但通过非线性模型的构建，发现中国的房市和股市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尽管二者之间的均值回归关系是微弱的，且房地产价格均值回归的速度较慢。

本文基于2007~2016年的1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和空间面板模型，探究城市房地产投资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总体上阻碍了城市技术创新。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缓解房地产投资对城市创新的抑制效应；在引入空间因素之后，本文还发现城市房地产投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城市的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周边城市技术创新。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控制城市房地产投资规模，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政策沟通，协同规范房地产业的发展。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人口因素对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影响。根据预测，我国在2030年左右人口将开始负增长。届时中小城市人口将减少，而几个大城市人口仍然会增长。通过对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分析可以发现，受人口因素影响，中国城市房价将出现分化。几个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会保持上升，而中小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将会出现平稳甚至下行的状况。

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跨行业经营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这种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越高，越不倾向于跨行业经营，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企业跨行业经营的行为。但是这种抑制作用仅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并没有影响其跨行业经营。本文进行内生性检验和安慰剂测试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于中小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订单能显著地促进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且政府订单份额每提高1%，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会相应提升2.1%。就机理而言，政府采购主要是通过提升中小企业的销售收入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的金融渠道来促进研发创新影响。此外，在进行分组后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研发创新还表现出所有制上的差异，这种作用在中小私企上的表现尤为显著。本文认为应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获取政府采购的倾向和份额，减少政府采购政策和采购执行过程中的大企业偏好，有利于激发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力。

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不仅是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内容，也是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增值税制度改革在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国家治理体系、依法治国、创新驱动以及国际税收环境等国家战略因素。因此，新时代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应是基于增值税的特点和优势，建立能够突出其“中性”原则、定位清晰和简易高效的税制结构。在满足税收法制化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增值税在中央财政收入的税源基础作用，发挥增值税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职能，同时通过制度和管理创新激发社会创新。而站在适应现代税收管理趋势，优化我国整体税制结构，调整流转税体系的高度考虑问题，则是对新时代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基本要求。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对金融包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仅考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金融包容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地区金融包容水平发展，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作用要强于经济发达地区；要全面实现金融包容，必须针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实行差异化的中小银行准入门槛制度。

本文基于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考察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水平以及东道国金融生态对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生态多样性使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效率仅为42.1%；东道国金融发展规模不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但是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而金融机构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率的作用则恰恰相反，东道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政府管理的质量有利于提高我国提升对其投资效率并降低投资风险；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效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西亚和中东欧地区的相对较高，东盟、中亚和南亚地区相对较低，对高收入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效率远高于对中低收入国家。

本文以河南和陕西两省共15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际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ISM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融资的可得性影响因素及其层次关系。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内容、资产规模、违约态度认知、是否享有政府补贴政策等是影响其信贷融资可得性的主要因素，且主要影响因素形成了一个三级层次的递阶结构。针对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光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而技术创新能力更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的关键所在。本文以29家光伏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索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光伏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金融支持的三种路径中，银行信贷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从而正向影响企业的绩效。政府补助不利于光伏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政府补助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而能部分遮掩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负面效应。股权融资对光伏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也未发挥中介作用。

近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化，绿色金融已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绿色金融体系框架已逐步构建。为了解和分析评价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阶段规律，本文将绿色金融功能划分为资金融通、资源配置、储蓄投资转化和风险管理四大功能，并在四大功能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现阶段绿色金融功能的实现及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资金融通和储蓄投资转化是现阶段绿色金融功能的主要体现；资源配置功能尚未完全体现，金融机构对污染行业的退出还需要一定的适应期；融资工具发展缓慢是风险功能实现的重要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