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AFNS模型对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建模，实证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传导效果和渠道以及对收益率曲线形态的即期影响。研究发现，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以及MLF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作为短期、中期市场利率中枢的作用，而SLF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传导渠道方面，货币政策工具从预期收益率渠道向国债收益率曲线传导的效果明显强于风险溢价渠道。同时，紧缩（宽松）类货币政策能够显著抬升（降低）整条收益率曲线，并导致利率期限结构变得更为平坦（陡峭），但对曲率因子影响不显著。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是其中重要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引入多维集体主义文化，探讨家庭风险金融“有限参与”这一经典议题。研究发现：多维集体主义文化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同样成立。路径分析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会使家庭偏好高风险并促进家庭社会互动，从而促使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结论表明完善的资本市场政策需要充分考虑文化与观念因素的重要作用。

基于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are—Primont 指数法测度30个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门限回归分析数字金融与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其影响作用呈现“倒U型”趋势；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与金融监管宽松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监管严格地区表现的更为显著。在发挥数字金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更要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将数字金融纳入国家统一监管之下，通过政府监管引导数字金融优化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国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构建SV-TVP-VAR模型对我国信用扩张、资产价格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信用扩张会促进股价上涨，股价上涨会遏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其次，信用扩张会助推房地产价格上涨，房价的上涨会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信用扩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促进作用较强。且与房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正相关。

基于理论分析提出金融科技、国家监管政策与P2P行业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研究假说，构建P2P平台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降低了P2P平台流动性风险，但显著提高了P2P平台的信用风险；监管政策降低了P2P平台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但由于政策实施的滞后性，影响效果不够显著；监管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金融科技对 P2P 平台风险的抑制。根据研究结论对P2P平台未来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中国八大城市群的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税收竞争的经济增长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税收竞争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其可以通过间接效应及反馈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补充了对“中国税收增长之谜”的解答；从区域异质性看，与珠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不同，长江流域的地方税收竞争增长效应并不显著；从空间距离变化视角看，200公里—1000公里区间为地方税收竞争空间外溢效应的密集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地理已死”论断的显著特征。据此，有必要清晰认识并高度重视中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非均衡发展的既成事实，系统性深化地方税收优惠体制改革。

基于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具有空间倒“U”结构，其特征满足“威廉姆森” 假说。进一步计算市场潜能的拐点值发现，在不同的空间权重下超过90%的样本位于拐点值左侧的递增区间，这表明市场潜能对本地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且在东部地区表现突出，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在考虑市场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后，本地市场潜能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虹吸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空间竞争”，并且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这种“空间竞争”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强烈，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市场潜能对邻近地区争夺劳动力资源的空间竞争有所减弱。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市场潜能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经济集聚与公共服务机制。结果表明，市场潜能通过集聚效应与公共服务效应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流入，扩大了地区劳动力存量规模，验证了之前的理论假说。

注册制背景下，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A股市场已经出现了结构化牛市、严重两极分化、赚钱难度变大等现象。IPO再也不是企业一劳永逸的“上岸线”，而只是企业参与新一轮市场竞争的“入场券”。在全面推行注册制背景下，有资本运作需求的中小微企业仍较难借助IPO参与资本市场；但如果不选择进入资本市场，不借助资本的力量发展企业，则会面临更难的融资困境。是否IPO需要企业从整体环境、企业经营发展、上市成本、资本利用率、IPO时机等角度深入、系统地思考资本运作策略

基于CFPS2018年微观数据，结合区域层面的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老人照料对中年农户土地流转的相关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老人照料的广度和深度均对中年农户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果仍然显著。机制分析表 明，家庭老人照料会显著降低中年农户外出务工、自主创业概率，从而对其土地转出行为产生作用。虽然社会照料服务一定程度上能够分担家庭老人照料对中年农户的家庭负担，但是这种“替代效应”并不足以缓解家庭老人照料对土地流转的负向影响。异质性研究显示，东北地区中年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受家庭老人照料的影响更加明显，通过成立“国家土地银行”、缩减“地域歧视”，可以提升此类群体外出务工的概率及可能性，有利于降低家庭负担、促进土地流转。

基于2011—2020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相匹配，探讨分析师、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和数字金融都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且数字金融为分析师提供信息补充，有效加强 分析师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成长期企业，数字金融对分析师的调节效应在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更明显。因此，通过规范我国分析师行业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加强分析师与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较高的流动资产周转率可以向资本市场释放出高管是一个公司管家，而非经理中心主义者的信号，因此为了缓和与股东之间的矛盾，在去杠杆进程中高管将会提高以流动资产周转为核心的运营资金管理效率，即去杠杆政策将会加速公司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基于此，以2013—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去杠杆政策显著了提高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速度，且这一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表现得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