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央行相继创设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旨在引导政策资金流向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基于此背景构建了含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冲击、金融摩擦、隐性担保和企业异质性在内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实施初期有效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降低了融资成本，在20期左右对国有企业存在挤出效应，但政策效应不可持续。此外，在汇率冲击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施策具有独立性。总体上看，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需制定激励相容的政策传导路径，同时要重视政策资金的管理，对资金的用途进行全流程跟踪。

利率走廊是中央银行为了调控货币市场基准利率而设置的政策操作系统，其运行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存款便利工具和贷款便利工具，同时配合公开市场操作，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控制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利率附近，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加拿大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在利率走廊的构建和运行上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可为我国借鉴。我国中央银行的利率走廊上限应为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下限可以选择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为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DR），政策目标利率可以选择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隔夜回购利率（DR001）。为了使利率走廊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政策措施。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102个发展中国家2000—2018年6074个PPP项目数据样本，分析国家的制度环境与PPP项目风险分担结构类型和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PPP项目所在地的制度环境会通过项目风险分担结构来影响项目成败；进一步发现，国际金融支持会促进私人部门选择承担更多风险，项目参与主体越多使得私人部门分担风险越少；制度环境对PPP项目风险分担结构类型的选择存在混合效应，并且对不同行业PPP项目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民众话语权、政府控制腐败能力等制度变量对私人部门参与交通、能源、水与污染领域PPP项目的积极性作用较为显著，在通信领域作用则不明显。

基于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影响机理的分析，利用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高质量就业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高质量就业的整体水平不高，呈现东高中西低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就业与自主创新大体成正相关关系，当高质量就业水平较高时其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是促进的，而当高质量就业水平较低时则会抑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高质量就业影响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数字金融发挥了调节作用，即数字金融通过提升各地区的高质量就业水平促进了自主创新发展；高质量就业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存在着数字金融的双重门槛，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对高质量就业促进自主创新发展的调节作用更有效；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升高质量就业对不同技术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仅在东、西部地区显著。

基于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Critic—熵权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采用Tobit回归模型结合中介效应方法，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保持不断上升趋势，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区域差异；总体上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但在西部地区未能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控制环境污染、消费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得出评分，采用灰色关联度、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关联网络，对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较快省份的第三产业发展更能体现绿色金融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与产业结构变化的耦合协调程度也更高，对周边地区的正外部溢出效应更显著。建议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应在推进绿色政策发行、相关产品服务创新和环境责任信息披露上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提高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基于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采用2010—2019年中国新型煤化工产业相关数据测算其碳排放量，并建立LMDI模型分析碳排放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情景分析探讨新型煤化工产业碳减排路径，测算其减排潜力。结果发现：2010—2019年新型煤化工产业碳排放量增长迅速，2019年高达1.96亿吨；排放结构是抑制新型煤化工产业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而排放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力规模对其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排放强度促进作用最强；三种情景下新型煤化工产业都可以于2030年前碳达峰，强化政策情景下减排潜力最大。结果表明CCUS技术是新型煤化工产业碳减排关键技术，同时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排放强度、增加森林碳汇等措施实现新型煤化工产业碳中和目标。

自主创新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自主创新被分解为自主研发和消化吸收创新过程，选取2000—2019年中国12大高技术细分行业，采用全面的FGLS方法，实证分析了自主研发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提高了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出口贸易产生了抑制作用；引进吸收能力并检验消化吸收过程后发现，自主研发并未充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技术及引进技术，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但出口贸易实现了正向溢出效应；进一步检验内外资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后发现，引进技术均未能得到有效吸收，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外开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要提高发展质量，必须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培育创新主体，完善“引智机制”，加强人才培养。

债务违约暴露的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效应，会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较大的冲击。以2013—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在区分放松卖空管制和卖空交易不同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放松卖空管制使公司积聚的“负面消息”得以释放，减缓了大股东质押行为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上升的影响；二是放松卖空管制后，市场上投机者对公司“负面信息”的过度挖掘放大了公司股价的波动，而融资交易和卖空交易规模的扩大会加剧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上升。

基于深交所发行上市的中小企业板2011—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分析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与研发投入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的检验表明，供应链金融对资本投资的影响部分是由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实现的。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金融发展程度、行业以及供应链金融高低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非高科技行业以及供应链金融高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分析了家庭资本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文化资本与教育质量之间 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差异性检验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对女生认知能力的正向影响大于男生，但家庭资本对男生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普遍大于女生；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户口学生的影响要大于非农村户口的学生。